今年春天来得早,才过春节,气温陡升到二十几摄氏度,左近的樱花就毫不客气开起来了,真有其兴也勃焉之感。

正当树龄的樱花之盛,远出乎我意料,每日出门,但见花千树,目不暇接,只是这些行道树往往栽得刁钻,不好接近拍照,只能远远地看着。

其后,又是降温又是风雨,我总担心花落光了,然而樱花却越开越热闹,好像先前还故意留些余地,等着后来的桃、李、杏花,如此一来,早春便不寂寞。

春日赏花,更要知道诗中花事-LMLPHP

花事一盛,前人咏花的名句会凑巧涌到心里来,我自幼未能“多识草木鸟兽虫鱼”,深以为憾。唯独因为馋,对花名久著的几种果树颇具好感。以前水果稀罕,且不及现在品种好,桃生李涩,杏子发酸,但从开花时盼起,足足盼上几个月,果子还未及成熟,早有馋虫立上头。或许是等太久的缘故,再不好吃的东西,经过一番脑补,个中滋味也远超过果子本身了。

早先古人对于桃、李的认识也很质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本旨,着落在“宜其室家”上,看中的是桃子能结出大果子。至于人们熟知的成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摆明了也是冲着吃果子来的,最初发明这句话的人,想必是个老实且俏皮的馋猫。

唐诗宋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实则一代亦有一代之花事。唐人重牡丹世所周知,不少诗人都题过牡丹诗,然而牡丹价格昂贵,白居易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非寻常人家所能消费得起。

受流风所及,刘禹锡也写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却远不及他的两首桃花诗有名。他元和间贬官十年后返京,写过“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中有讽刺的味道,当时人居然一读就懂,刘禹锡因此再度贬官十四年,等他回来之后,玄都观里连桃树都没有了,他才又写下“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史书记载说,因为这两首诗,时人对刘禹锡的态度颇为矛盾,“嘉其才而薄其行”,这种评价只有唐朝人做得来,一则要能看出诗中的妙处,二则要能品味其中的深意,换一个时代难免就隔膜了,一个人贬官二十多年,人生的黄金阶段全浪费在烟瘴之地,写两首诗又算什么刻薄呢?

宋人有簪花的习惯,连古板的司马光也“闻喜宴乃簪一花”,只是没说清楚戴的是什么花。王安石梅花诗天下知名,他似乎还喜欢丁香,曾作为礼物送给好友,然而宋代关于春天的好诗,几乎都集中在杏花上,不得不说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开了个好头。

及至南宋寄都临安,杏花这种江南随处可见的物事,更成了春意的代名词:“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正可见一时风味;别致一点的如“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妇孺皆知;就连僧人也能作出“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这样富有禅意的句子,有了诗人的观照,杏花由此增添了几许灵秀的味道。

据大儒朱熹回忆,南宋高宗最激赏的诗句,是陈与义的“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以诗而论,宋高宗品位确实不俗,他或许将杏花的象征意义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毕竟身为洛阳人,陈与义还写过“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但多半被偏安一隅的宋高宗选择性忽略了。

近人还有一联诗写杏花,“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游人”,化用刘禹锡桃花诗而另出机杼,故而成为警句,实则从植物学上说,桃、李、杏以及樱花,都属于蔷薇科李亚科,算是近亲,花开绝艳的架势也相同,这种大俗大雅的开法,须臾之间尽态极妍,仿佛不嫌累似的,着实令人心疼。

诗人以花入诗,一开始着眼的也许是实景,所以画面感强,然而再经高手解读,别生姿态也是常有的事。苏东坡名句“倚天照海花无数”,经曾国藩接续王安石诗句“流水高山心自知”,集为联语,重新演绎为阐明心意的经典之作,以至于人们常常忘却这句诗原本是写桃花的。

无论如何,春天是一定要有花的,“江南四月,杂花生树”,看过满目繁花之后,再去考虑“花开花落两由之”的境界,也不为迟。

04-06 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