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过去了，可那候在复旦校门口的身影，依然那么醒目。
1959年，我从复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课余写了几篇文章在解放日报《朝花》副刊发表，不料引起编辑张友济先生的关注。他打电话说要来看我，约定第二天上午我课后在复旦校门口见面。第二天下课后我赶到校门口时友济先生已经等在那里了。那时我初出茅庐，乍一见到报社的大编辑不免有些惴惴，友济先生却一下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你这么年轻，真是后生可畏呀！”他时当中年，瘦瘦的身材，黑黑的皮肤，眼镜后面的双目却炯炯有神。他和我在校园里边走边谈，问了我一些情况，对我那几篇稿件发表了一些意见，勉励我结合教学中的问题和社会文艺的状况，多写点文章，促进新文艺的发展。临别时，他握住我的双手，大声说：“好好干！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望着他那渐渐远去的身影，心中充满感动和力量。
过了不久，友济先生瘦削的身影又出现在复旦校门口。这次他是来向我约稿的。当时为了贯彻双百方针，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报社要组织一些文章，友济先生就来找了我。他向我介绍了当时文艺界的情况，给我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鼓励我畅所欲言，大胆发表意见。我听着他的谆谆教诲，真像上了一堂课。“我等着你的来稿！”他又有力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匆匆而去。
我第三次和友济先生在校门口会面，是在春天的一个上午。报社要开一个青年作者座谈会，他来邀请我参加并和我商量发言的事。他谈起文艺队伍的建设问题，说到有些文艺青年“才”是有一点的，但“德”却不怎么样，脑子里想个人名利多，想国家社会少，这怎么能适应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求呢！我接口说：“看来得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文艺队伍。”他拍拍我的肩膀：“是这样，这次开会就想议论这个问题。你好好准备准备，谈谈这方面的体会。”说完了，他又准备走了。几次见面，来去匆匆，这回我无论如何要请他吃了饭再走，于是拉他去学校附近的来喜饭店午餐。饭后我连称怠慢怠慢，友济先生微笑着说：“回锅肉和麻婆豆腐都不错，是四川味道。”然后停顿一下，“我等着听你的发言”，丢下这句话，就匆匆走了。
一个资深的大编辑，对一个刚刚提笔的青年作者，主动、热情、不惮劳烦地一再关注，这对我个人来说，是极大的幸事。我刚刚涉足文坛，便遇见这样的良师益友，遇见这样的引路人，对我后来的成长发展发生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倘从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来看，这表现了新时代新社会的一种新风尚。两者没有私利的考量，没有庸俗的交易，秉持共同的社会责任，怀抱共同的理想，因而相待以诚，相濡以沫，这种风尚推衍开去，则国家幸甚，社会幸甚！
不管多少年过去，张友济先生那候在复旦校门口的高大身影，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