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特别讲究功能性和利用率,买100平方米的房子和买两间50平方米的房子,理论上是一样的。但,明明只需住50平方米的房子,却被开发商告知,要买房的话,必须两间50平方米的房子一起买,否则不卖。虽然总账上说不算吃亏,但买家的心情不会愉快。

西坡:鲜奶小方-LMLPHP

饮食业如果复制这种“搭卖”“带货”的模式,无异于把自己逼到了墙角。

事实上,这样的模式也不是渺不可追,比如,“红宝石”的鲜奶小方。

原先,鲜奶小方是一枚装的,一枚一枚地卖;如今,传统的销售规则被改写——两枚一盒装,两枚两枚地卖。而且,“两枚版”的小方与“一枚版”的小方一对一相比,明显小了;两枚加起来的体量,则比从前“一枚版”的体量大了约50%。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假如,“两枚版”在材质、净重包括价格上与“一枚版”一模一样,只是当中被划了一刀,一分为二,人们自然无话可说。可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还是以“红宝石”为例,它的叉烧卷、牛肉卷在体量上扩大了不足一倍,但价格却翻了一倍多。因为成本上升,售价作相应的调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鲜奶小方“打包”出售,还刻意地用了新款包装,是否开了某种套路(推动销量或隐性调价)之先河?谁消费,谁心里有数。

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数字游戏是常被商家采用的,至于高明与否,全在于接受者体验的好坏。

无意对商家的经营策略指手画脚,爱买不买嘛,我想说的是,一枚点心,之所以做成这样或那样的大小,恐怕有些道理,其中,顾客适配与否,是经营者必须考量、无法绕开的。好比喝酒,喝了眼药水瓶那么一点点,自然不过瘾;但高过了身体最大的承受度,那就醉了,伤身子,甚至送命。

鲜奶小方之格局变化,肯定不会让人送命,不过也不能排除让人不爽,毕竟,一枚太少,两枚太多。多,无法避免地导致腻,然后是各种不舒服。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小芳”很能让人提升想象力;倘若换个“大芳”呢?我不确定实际效果会如何。

我相信当初的鲜奶小方定型,是充分考虑到顾客两个方面的承受力:经济上的和胃口上的。

喜欢吃鲜奶小方的买家不会过分计较价格因素,但由于饮食结构改变,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可在新奇度上,想必他们比三十多年前都有所退步。

出现审美疲劳的驱动力,往往来自于对数量的不加限制。因此,鲜奶小方的“扩容”策略是否体现了“刚刚好”?值得怀疑。

改革开放之后,英籍华人过秉忠回到中国进行商务活动,有感于上海的“奶油蛋糕”的所谓“奶油”基本上都是人造奶油(俗称麦淇淋)所为,硬邦邦的,想给上海人一种全新体验,便推出了鲜奶蛋糕。

1986年1月,过秉忠以自然人投资的身份与静安区粮食局合资(各自以45%的股权),加上静安区侨联再投资10%,成立了红宝石食品有限公司。1987年,红宝石第一家门店在华山路375号开业。

过秉忠的经历有点儿传奇色彩。他1921年出生,祖上为无锡名门望族;外婆与宋庆龄的母亲是亲姐妹;父亲过养默是著名建筑设计师。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抗战时为“飞虎队”做翻译;抗战胜利后,在长春全国最大的胶合板厂担任总工程师和总筹划师,“孔夫子旧书网”上还能买到他编的《胶合板制造工艺学》一书(1958年,中国林业出版社);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移居英国与家人团聚;2009年去世。

过秉忠选择在中国投资,除了一份浓浓的乡情外,还有一个原因:1979年其发妻在伦敦去世后,他结识了在北方交大任教的上海人应女士。应老师不愿意去英国生活,也不愿放弃教职,所以过秉忠决定留在北京买房定居。

我记得第一次吃到鲜奶大蛋糕,大概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几年。我的一个亲戚从总部设在澳门的公司返沪,兜里有点钱,声称特地从“锦江饭店”(应该是开在锦江饭店附近的“红宝石”吧)买来一只鲜奶大蛋糕,供大家分享。听说花了九十几元,我们不免认为太奢侈了,自己怎么舍得花这样的代价来大快朵颐呢?现在想来,鲜奶小方的推出,很有可能考虑到大多数人买不起鲜奶大蛋糕,退而求其次,买块小方解解馋或请请客,比较经济实惠。

事实证明,三合板专家成为蛋糕专家,好像还是合乎逻辑的吧。过秉忠眼光独到,“红宝石”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收回了总额为20万的投资。

三十多年来,鲜奶小方总体上一仍其旧,保持着基本格局:简单、质朴、松软、细腻、小巧、清新。像那样格局的蛋糕,在鲜奶小方之后层出不穷,无论花式、档次,还是口感、质量等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鲜奶小方照样有一大批拥趸,当下还是“红宝石”里的一颗“红宝石”,不得不说是个奇特的现象。

07-03 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