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在五角场淞沪路、邯郸路和翔殷路一带，食肆饭铺不少（据说1952年就已达12家），但它们大多是平房简屋，低矮逼仄，寂寂无名。唯有两层楼高的淞沪饭店昂然矗立，在五角场环岛鹤立鸡群、傲视群雄。
淞沪饭店（下称“淞沪”）原址在淞沪路85号，靠近政通路，大概位于今天的万达广场沃尔玛商场附近。它的历史，远比后来家喻户晓的“朝阳百货”悠久。朝阳前身是建于1959年的万紫百货商店，淞沪则创办于1955年，是五角场第一家国营店。不过，淞沪开张时很低调，丝毫没有要做“五角场第一”的意思，店名也起得漫不经心：“淞沪食堂”。1962年2月28日，一位顾客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重游五角场》一文，称他在“一座花园洋房式的淞沪食堂”里发现，“进来吃饭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从这一点来看，淞沪的内敛、不张扬，符合当年“为工农兵服务”的社会风尚。
然而，与周边店铺比起来，淞沪毕竟卓尔不群：除了建筑是“花园洋房式”外，进门处还设有花坛，风格另类；店堂里设有“电动叫菜机”，顾客点菜时，服务员只要揿动按钮，就能与厨房取得联系——这个装置，即使放到今天也不落伍；夏天，店堂外面树上缀满红红绿绿的彩灯，灯下摆几张竹木桌椅，看上去有几分浪漫。最重要的是，淞沪的本帮菜味道正宗，价格嘛，要比其他餐饮店略贵……久而久之，淞沪由“食堂”渐变为“饭店”，“奢华”得让人有点生分。难怪1964年入读复旦中文系的许道明先生感叹：“……淞沪饭店算是豪华的所在，光顾者必须稍有些勇气。”（许道明《挽歌的节拍》）一位家境贫寒的复旦子弟也告诉过我：“进淞沪饭店属于‘高消费’，我小时候从来也没进去过。”
事实上，复旦师生与淞沪多有交集。因不会经常去，他们的淞沪记忆，就显得既郑重其事，又刻骨铭心。1958年3月，一位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的学生在日记里写道：“昨晚，J请我到淞沪食堂吃晚饭，当我把自己的不幸的遭遇忘怀了的时候，我还能够得到那可怜的……一点快乐。”（徐成淼《我的复旦四年（1955-1958）》）1961年7月，一群临近毕业的学生在淞沪话别，其中一位在日记里记下了离愁别绪：“……夜深了，我们一起去淞沪食堂吃夜宵，每人一碗小馄饨。在今天吃的小馄饨里，有一种苦味，既不是苦瓜的苦，也不是黄连的苦，那是离别的痛苦滋味。”（赵熙德《往事并不苍老》）1966年初，蔡尚思教授在淞沪请过一次客，当年刚留在历史系任教的刘其奎先生对此记忆犹新：“我1965年毕业参加工作，每月拿实习工资48.5元，转正后拿60元，又要瞻仰父母，生活相当清苦……蔡先生看到我们生活艰苦，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他拉我和杨立强、牟元珪等五六个青年教师到当时五角场最好的淞沪饭店吃了一顿饭。”（刘其奎《追忆我的老师蔡尚思先生》）这次宴请，让青年教师们一直心怀感激。1971年2月25日，谭其骧教授在淞沪悄悄地度过了60岁生日——在那个特殊年代，他的日记写得很含蓄，只有寥寥几笔：“今日余满六十岁……晚偕永（指谭夫人李永藩——引者注）淞沪饭店吃饭，饭后洗澡，归已九点。”春回大地后，谭其骧又去过几次淞沪。一位青年教师记得，1977年底他调离复旦前夕，“谭先生专门请我到五角场淞沪饭店吃饭……这不是一顿简单的饯行酒宴，而是二十年深情厚谊的体现。
多少年来，淞沪一直是五角场的餐饮“老大”，却从未被列入过“上海老字号”名录。我常想，一家老店的名气和地位，有时候取决于招牌产品，有时候则取决于它的历史厚度——淞沪理应属于后者。今天，放眼五角场商圈，淞沪早已被各类美食店铺替代，但它独有的人文符号和底蕴，却是难以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