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方向感的勤奋是劳作，有方向感的勤奋是努力。
自不待言，勤奋对于我们的人生当然重要。与此同时，差不多同样重要的，还有方向感。是的，方向感！借用《挪威的森林》中永泽的说法，那好比劳作和努力的区别：没有方向感的勤奋是劳作，有方向感的勤奋是努力。说法诚然有些玄乎，但作为感觉倒也不是不能明白。那么什么是方向感呢？一下子还真说不大好，勉强说来，那恐怕既是一种朦朦胧胧的直觉，又是一种近乎执拗的理性判断。
让我接着《挪威的森林》往下说吧！姑且让时间倒退到1988年。地点是广州的暨南大学。那年秋天我从日本留学回来，继续在那里任教。
回来不久，差不多同时有两家出版社找我翻译日本小说，一家要我翻译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一家要我翻译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前者给的是正常标准稿费，后者承诺至少翻一番。不瞒你说，当时确实囊中羞涩。一个月工资不是七十九块五就是七十五块九，乡下还有穷苦的父母，所以我基本是穿地摊货站在讲台上给一大帮子衣着光鲜亮丽的港澳生侨生上课的。就算我张口就是一首诗，而要保持所谓师道尊严也好像有些心虚，自惭形秽。如此这般，究竟翻译哪本好呢？但这个纠结在看完全书后很快消解了——毕竟《失乐园》有些太“那个”了。不说别的，如果班上有学生看了我译的《失乐园》，那么在课堂上他会以怎样的眼光注视站在讲台上的我这个老师呢？何况又一身地摊货！当然，要解决也容易解决，用个笔名就是，比如不是林少华而是“华少林”什么的（实际上出版社也提议来着）。
于是我又通读一遍，而且读得比较仔细。结果这回模模糊糊感觉出村上小说的两个特色。一是故事有意外丰富的内涵，尤其对个性开始觉醒和开始看重个体尊严的年轻人，可能具有微妙的渗透力和启示性。二是村上语言风格或文体独具一格，有可能为惯常性中文表达带来一种新颖的艺术参照。而《失乐园》以及我读过的其他日本传统文学作品则不完全具备。于是我获得了一种不妨称为方向感的直觉——循此可以上路。而后来的发展大体证明这是对的。至少在我了解的文学文本之中，经由我的翻译呈现出来的村上文体是独一无二的。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教授、小说家张生说“林老师以一己之力重新塑造了现代汉语”诚然是溢美之辞，但我的译笔毕竟引进了一种带有陌生美的异质性文体，从而为汉文学语言的表达多少带来新的艺术可能。这么说，听起来难免让人觉得不大舒服，认为老王头卖瓜自卖自夸，不懂谦虚是美德。问题是，我既然卖瓜，想不自夸都不行。太谦虚没有必要，卖瓜是硬道理。
其实不单我自夸，还有他夸。例如中山大学哲学教授、著名近代史专家、《帝国落日》的作者袁伟时先生就夸过我前面说的另一点。大约2009年，《挪威的森林》在广州入选“金南方新世纪十年最受读者欢迎的十大翻译作品”。颁奖晚宴席间，我有幸同袁伟时先生相邻而坐。这位八十高龄的终审评委用我久违的广东腔普通话告诉我，《挪威的森林》这样的外国文学作品所表达的个性、个人主体性和个人尊严，对于我们有特殊意义——读的人多了，读的时间久了，潜移默化当中就会形成一种社会风潮，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他还为此举了一两个例子。喏，你看，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歌可泣的事情！说白了，假如我翻译的不是村上春树，而是渡边淳一，甚至诺奖得主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人，那么我肯定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所谓影响。这就是方向感，方向感的作用。
也许有哪位想问：前年你还不是翻译了《失乐园》？不错，是翻译了，但那不是1988年，而是2018了。即使系错，系错的也是最后一个钮扣，而不是第一个钮扣——年纪大了，基本出息到头了，拐个小弯出个小格也不至于犯多大的方向性错误。其实那本书一开始我推辞了半年都没接招儿。最后被逼无奈，我对青岛出版社说你们是不是存心让我晚节不保啊？不料对方淡淡一笑：“林老师，你好像本来就没什么晚节可保嘛！”话固然说得不符合事实，但有奇妙的说服力。主动给的版税更有说服力。译完出版，日方代理人大喜过望：“林老师还《失乐园》以原有的文学性，终于把它从情色小说或色情小说的泥沟里打捞上岸，成全一部文学名著！”果真？说得连这个从不谦虚的我也谦虚了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