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5年复旦大学毕业到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在《书与画》杂志工作了整整16年,直至2001年调往上海中国画院。这16年,是我人生逐渐稳定成熟的蓄力时期,更是自己艺术积累探索的黄金岁月。毕业于中文系,最后能有幸把文学与书画相结合,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爱好与职业相结合,启文从艺,我无疑要感谢书画社,是《书与画》为我真正打开了书画艺术殿堂的大门。
那一年出版社要我编辑《朵云轩藏书画续集》,我把它看作是一项重大工程,让我能有机会进库房与历代大师的原作一亲芳泽,对于从小对传统书画心有所向的我而言,无疑是天赐良机。那时候,朵云轩的库房就在南京东路门市部的楼上,前后差不多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总共过目了有好几万件作品。印象中,有看到几位“豪放派”的海上大家如来楚生、谢之光的大尺幅的工笔,后者早期的一幅名为《花好月圆人寿》的人物画,画得面面俱到,而又安静从容,让我触动很大。纸上得来终觉浅,这么每日反复过眼的经验,让我对海派绘画建立了一个新的坐标系和认知。之前,我受启蒙老师薛邃先生的影响,认为中国画就是水墨为上,追求逸笔草草。有一日,当一幅张大壮的青绿山水在我眼前缓缓展开时,缜密秀润、妩媚明朗的画面,综合了文徵明、王鉴清润明洁的画风,清雅的书卷气不但纠正了之前我对青绿山水的“误读”,同时也让我领悟到,形式不分雅俗,路不止一条,所有的技法都是手段,目的是用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点。后来,我在陈佩秋先生处也印证了自己的想法,中国绘画的高度是由难度造就的。后来我的绘画实践重心逐步转向青绿,可以说就是这三个月看朵云轩藏品的经历造就的选择。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编辑室来了个大学生,还算得上有点稀奇,不过“萝卜干饭”还是得吃。那时候社里的前辈如刘小晴、方传鑫等都和我说过诸如“书法行吗?画会画吗?好好用功啊”之类的话,但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怎么听得进去,一到周六下午,雷打不动地和裱画师傅们出去踢球。现在想来,当年在出版社的各位同事,真是我艺术人生中殊为难得的良师益友,只要有问教于他们,他们都会不厌其烦与你细说,没有当日他们的敲打,就没有今日的我。而编辑这项工作,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甘为他人作嫁衣”的职业精神。
那时候,出版物不像现在这样丰富,每一期刊物出版,常常小小的一个错别字,很快就会收到来自读者的反馈。有次,我编辑的文章出了个错别字,我主动把责任担了下来,没有推给校对人员,这件事情虽小,却也坚定了我以后的做人准则。这种精神让我在以后的人生中无论平顺或是坎坷,都能适时冷静与清醒地反省自己。不敢说是一以贯之,很多时候,“忘我”以至于“无我”的境地,差不多成了我精神世界的追求。
书画社十六年的工作经历,影响了我的艺术创作、做人规范,培养了我立足点要高、视野要开阔的学术观。十六年后,当我调入上海中国画院后,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这段经历对我综合能力的培养,是多么重要。近年来,我和同事们致力于梳理画院的历史文脉,积累学术成果,以丰厚画院的学术理论,当年书画社打下的基础至关重要。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有幸成为了上海电视台名牌节目《诗与画》的撰稿人,一周三期,前后写了四百多期。如何用大众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解读艺术,这件事,我一直在思考,现在在上海中国画院我也要继续这样做。我想,我的人生中这十六年的所学之所以让我受益至今,常温常新,亦在于这十六年背后的滋养,来自于书画社六十华岁,朵云轩百二十年的深厚积淀,为此,我对书画社、对朵云轩有着拳拳的感恩和深深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