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病毒感染确诊人数突破700万关口后，印度疫情继续大步流星，追赶目前排在第一位的美国。
疫情聚焦了太多目光，以至于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被忽视，其中就包括印度儿童尤其是女童的艰难处境。童婚、童工、拐卖、性虐待……疫情冲击下，印度社会的这些顽疾更加严重。
图说：疫情放大了印度社会的“童工”问题。GJ图
12岁女孩被迫嫁人
印度克塔克市儿童热线基金会办公室，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午后的宁静。协调员苏格拉拿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孩的哭泣声：“快来救我吧，不然我会被他们杀了！”
“我今年才12岁，我想读书，可是妈妈非要让我嫁人。”女孩偷偷用自己新婚丈夫的手机拨通热线发出求救。她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母都没有文化，她被迫和一个19岁同村男孩结婚并在婚后遭遇了丈夫的侵害。
经历5个小时的车程，苏格拉来到女孩的家，在当地警方协助下将女孩救出，安置在一个政府援助的临时庇护所。“自从封城后，我们接收到更多童婚案件。”苏格拉算了算，这是他3月以来介入的第13起童婚案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印度是世界上童婚比例最高的国家，其中未满18岁的童婚女孩占全球童婚女孩的三分之一，每年至少有150万人。《印度快报》报道，仅4月至8月印度有关部门就介入了1万多起童婚案件。印度儿童求助热线数据显示，6月至7月印度与女孩童婚有关的求救电话较2019年增加17%。
童婚，这个印度社会的畸形风俗，在疫情“催化”下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疫情加重了社会贫困问题，大批父母选择尽早把女儿嫁出去以减轻负担；二是疫情限制了婚礼规模，正是低成本嫁女的“好时机”；此外，由于封城，被迫早婚的女孩丧失了向老师、同学求助的渠道。
13岁男孩进厂打工
女孩被迫结婚，男孩则被送去“血汗工厂”。
拉尔是比哈尔邦一名五个孩子的父亲，近日他作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我们家已经两天都揭不开锅了，这份工作需要手指灵活，我是拉车的，做不来这个，不然怎么会舍得送自己的儿子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呢？”他最终向现实低头，将13岁的儿子送去离家1000多公里的手镯厂做工。
拉尔是一名人力车夫，此前靠一己之力勉强维持一家七口的生计。但疫情毫无防备地来了，连续几个月封城让他的收入打了水漂，只能将所有希望寄托在13岁的大儿子身上。而这份手镯厂的工作，每个月工资不过5000卢比（约460元人民币）。
在印度，雇用童工是违法行为，但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统计显示，印度约有5600万儿童失学，其中1010万儿童提前工作。《印度快报》报道，疫情期间大量工厂和企业关闭，童工问题依然猖獗，3月至8月有关部门处理了6800个与童工有关的案例。
经济下滑儿童遭殃
童婚和童工一直是印度社会的阴暗面，疫情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童婚背后是印度浓厚的宗教文化和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犹如一片巨大的乌云笼罩在天空，成为许多印度孩子难以摆脱的阴影。1929年印度政府曾颁布《禁止童婚法案》，1978年进一步修改法案，把男女婚龄分别提高到21岁和18岁。但在根深蒂固的传统面前，法律成了一纸空文。
童工问题同样困扰印度多年，印度童工遍布各行各业，砖窑、地毯编织、制衣、家政、农业、渔业和采矿等行业都有他们的身影。
国际劳工组织称，过去20年全球童工人数确实在逐渐减少，但疫情有可能扭转这一趋势。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份联合报告显示，今年已有多达6000万人陷入贫困，这不可避免地驱使家庭把孩子送出去打工，而贫困指数每上升1个百分点，至少将导致童工增加0.7个百分点。
不仅是童婚和童工。《印度时报》报道称，疫情期间有关部门至少干预了3.27万起涉及儿童的恶性案例，除了童婚、童工，还有贩卖人口、性虐待、精神虐待、乞讨和网络犯罪等问题。
不难看出，印度儿童无疑成了疫情最惨烈的牺牲品。
“我最担心的是数以万计儿童可能再次被拐卖，或走上童工、童婚的老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印度儿童权利活动人士萨蒂亚尔蒂近40年来一直致力于从人贩子手中解救儿童，但如今他开始担心自己多年的努力恐将白费。“不仅因为疫情，这其实意味着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都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