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里有一档专栏节目，主持人与小朋友对话，往往妙趣横生。可有一次，问一个小朋友表演什么节目时，他说：“我背一首唐诗，唐伯虎的《鸡》。”于是，流畅地背诵起来，赢得了掌声。但是，唐诗是唐朝人写的诗，而唐伯虎，名唐寅，自号“六如居士”，是明代中期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齐名的“吴中四才子”之一，能诗还善画。他虽姓唐，但不可能写唐诗。这当然不能怪刚上小学的小朋友，然而，作为主持人却是应当给予及时点出的。当然，中国的旧体诗太复杂，从乐府、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宋、元、明、清，不论是宋词还是元曲，其实都是诗。尤其是唐代、诗坛改革，把之前的诗统称为古体诗，而把新创制的格律严谨的“律诗”（八句）和“绝句”（四句）统称为新体诗（近体诗、今体诗），而这个“新”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因此，我建议，写非白话体的诗，与其称“古体诗”（“古诗”）不如称“旧体诗”（“四诗”）为好，以免混淆。至于填词，也不要说写“宋词”，你毕竟不是宋代人。有关旧体诗词的这些常识，老师应根据学生的年龄和程度细细讲来，不要匆匆带过乃至以讹传讹，从小弄糊涂了，大了就难改了。
说到写诗填词，毛主席当然是大家。因此，人们往往会脱口而出“毛泽东诗词”怎么怎么，这倘如指毛主席的诗作总体或相当数量的作品，因既有诗又有词，无可厚非；但是，有一次文艺演出时，报幕人报：“下一个节目，毛泽东诗词，《采桑子·重阳》”，这就不对了，明明是一首“词”，怎么又能带上“诗”呢？
说到重阳，近日在不少场合都提到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次收看电视，一位同志正讲到此诗，几次讲到王维这个“山东人”怎么怎么，这又是一个明显错误。王维家居蒲州，即今天的山西永济，写这首诗时他在京城长安，同家乡山西中间隔着华山，所以题称“忆山东兄弟”，即华山以东的兄弟，而不是作为省份的“山东”。山西和山东是以太行山为界的。中国疆域广阔，千百年来地名与辖治又在不断变化，阅读古诗文时一定要小心，不要在史地知识方面出差错。
有时，差错甚至来自标点符号。大家都知道，古时候诗文都是不加标点符号的，孟郊的《游子吟》最后两句原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现在很多版本标点为“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其实，它的原意应该是：谁说的“小草似的（儿女）心能报答春天阳光般的（母）爱？”“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诗人不同意，反问“谁言”（“是谁说的”？）在他看来，小草般的（儿女）心意，是永远报答不了春日阳光般厚重的母爱的。如果照意思讲，“谁言”后应有个逗号，发出问句。但这毕竟是五言诗啊，一句之中怎么断呢？只好在‘寸草心’后断下，但并未完句。因此，有人单独说“谁言寸草心”是不通的，只有两句连起来，才把这反问完成。至于句末，应该是以问号为佳，要比打句号妥当。可见，哪怕是标点符号以及朗读时的停顿（“谁言”后一定要停得比“寸草心”后长）与语调语气都是需要推敲的。至于有人草草一看，把它当成“五律”也是不对的，它一共才六句，即使有对仗也不行，它其实属于“古体诗”。
读旧体诗词，味道浓的地方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