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1921年7月30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 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忽地大吐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八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作为屋主，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机警的他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立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是从后门进出李公馆，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董必武说是“有人闯进会场，称来找球，眼睛却四下扫看在座所有的人”；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七位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破解这个历史之谜的重要线索。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畊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1990年8月9日前往薛寓拜访。
当时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他生于1904年10月22日)，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的样子。他前庭开阔，戴一副墨镜，一件白色绸香港衫，正坐在藤椅上看书。知道我的来意，热情予以接待。薛畊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据薛畊莘先生告知，1921年7月30日晚，那不速之客就是程子卿，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
程子卿，字则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生于光绪八年正月十四日（1882年3月3日），读过三年私塾，曾在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
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投靠在四马路（今上海福州路）当妓女的姐姐。他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结识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
1905年，经黄金荣的介绍，程子卿进入法租界大自鸣钟巡捕房当警士。
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来程子卿身材高大，在米店里不断两臂挟两袋米，奔走如飞，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
1911年，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做巡捕。黄金荣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后为督察长），程子卿被黄金荣看中，从巡捕升为探目以至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并曾经在上海钧培里黄金荣家长住。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薛畊莘先生给我看了一帧照片，那是他、程子卿和朱良弼(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社会科探长)三人的合影，都穿着海军呢(深蓝色)制服。那是1937年“8·13”事变之后拍摄的。薛和朱胸前挂着银牌，表明他俩在巡捕房工作满十个年头，而程子卿则挂着金牌——只有服务期在25年以上的巡捕才有资格佩金牌。可以看得出，程子卿相当壮实。
薛畊莘先生说，程子卿日常喜欢穿蓝袍黑挂便衣。这细节正合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所忆那个密探“穿灰色竹布长褂”，陈潭秋所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程子卿由于是黄金荣的“帮弟”，跟国民党、跟蒋介石有着密切关系。1927年蒋介石在发动“4·12”政变之前，曾在龙华召见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程子卿亦在座。在“4·12”政变中，程子卿出了力。那时，蒋介石手下的两辆军用卡车以及车上六十多名卫兵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受到法租界巡捕房拦阻，不许进入法租界。蒋介石的卫队长和法租界巡捕争了几句，那巡捕连车带人都扣下来，送到法租界巡捕房。经过程子卿周旋，蒋介石的卫队连同两辆卡车得以释放。事后经杨虎（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保举，国民政府颁发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还各赠他亲笔字轴一幅，程子卿把字轴挂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和平坊4号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而自豪。当时，军事蒋介石、政治胡汉民、党务汪精卫，是国民党的三巨头。
薛畊莘回忆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不知是中共一大。首先进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
薛先生有个习惯，凡重要的见闻，必定记录于笔记本。程子卿当时的谈话，亦被他记于本子上。
笔者问及那个笔记本的下落。薛畊莘说，他因曾经长期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后来又担任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黄浦分局局长、上海行动总指挥特警组组长，有着国民党少将军衔，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于1951年4月29日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他先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来关押在内蒙，直到1975年在太原遇赦。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25年。由于他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以及国民党警察部门工作时，曾经多次帮助过中共上海地下党，所以在1981年他获得彻底平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薛畊莘一案作出“原判不当，应予撤销”的裁决。他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90年5月起，薛畊莘享受离休干部待遇。薛畊莘说，倘从公安或者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后来在他的法文版回忆录里说及，关于闯入会场的事情，程子卿对他说过很多遍，因此记忆非常清晰。
薛先生还说，因为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法文档案，例如政治性案件归在“S”类，捕人报告归在“R”类。关于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况，可能会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中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这些法文档案应当仍在上海，需要精通法文又熟知内情的人去查找。如果需要的话，薛先生愿尽微力，以求彻底查清这一重大的历史之谜。薛先生再一次重复母亲的遗训：“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能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虽已年迈，他仍在所不辞。
我问起程子卿的后来的情形。薛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求助于宋庆龄。那是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程子卿在家闲赋，依靠房租收入维持生活。1956年（叶永烈注：薛畊莘先生此处记忆有误，应是1961年9月27日）因消化道、泌尿系统的疾病，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去世，终年79岁。
——摘自《红色的起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