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江南？史学家对于江南的范围界定各有不同，但毋庸置疑，江南主要指太湖周边的广大平原地带。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历代人民的辛勤建设造就了人烟稠密、物产富庶、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鱼米水乡。
江南地当江海之交，枕倚大江，亲近海洋。江南文化，从其发端，就有显著的海洋性，历经沧桑，不曾改变。数千年前，江南的先民——越人就是优秀的航海民族，凭借高超的造船技术，驰骋于东南海域。长期以来，海上的商贸往来、人员流动、文化传播，影响和推动着江南社会的发展。
海洋文明的深入影响，使江南文化始终具有多元、开放、包容、进取的特色。历史上江南经济一直农商并重，宋代即有江浙人士提倡“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而海外市场也始终是江南商贸的重要部分。说到对外贸易，学术界往往更侧重关注广东、福建等处。其实历史上，江南同样是海上贸易的枢纽要地。江南的繁荣，离不开海洋，离不开交流与开放。
唐代的扬州、宋代的杭州、明州（今宁波），都是东亚海域的重要贸易港口，来自新罗（高丽）、日本、波斯、大食的外商云集、海内外百货荟萃。扬州“常有波斯胡店”，“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杭州“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除了本地货物，许多内陆商品（如茶叶、瓷器等）也顺江沿河辗转江南出口海外。即便是长期推行海禁的明清时期，江南与海外的联系也并未受到阻隔。松江、苏州等地生产的棉布行销海外，称为“南京布”（当时广义的南京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的广大区域）。而西洋钟表传入国内，最早也是在江南被仿制，称为“南京钟”。不仅是物资，思想文化也通过海上渠道广为传播。思想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是书籍。明清时期书籍是江南地区向日本等域外出口的重要商品。史料反映，仅十八世纪中期由乍浦船为主体的江浙商船向日本输送的各类汉文书籍即达数万册，另有绘画（版画、人物画）、地图等等，可见海上文化传播的繁荣。
清康熙中期，随着东南沿海的渐次平定，清廷于松江府设置江海关，于宁波府设置浙海关，允许海上商贸往来。上海乃江海通津，此时舳舻相属，市以港兴。康熙后期本地海商张元隆家族，坐拥商船数十艘，海上贸易遍及辽东、日本、南洋各处，“声名甚著，家拥厚资”。即便乾隆中期以后，清廷只准广州一港接待外商，江南与海外的贸易依然如缕不绝。中国商人的海船满载物资，驶向日本、南洋等地。从当时吕宋首府马尼拉的入港文档显示，来自宁波、上海等江南口岸的船只装载的商品包含纺织品（棉布、麻布、棉线及服装成品等）、陶瓷制品（各类餐具、器皿、摆件等）、其他手工业品（各类金属制品、纸制品等）、果品（栗子、苹果、核桃等）、茶叶、药材、染料及其他土特产（如火腿、冰糖、桂皮、土茯苓等），数量繁多，品种丰富。其中大量商品，会继续通过穿越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运往美洲，行销寰宇。
步入近代，江南更是领风气之先，走在现代化、工业化的前列。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全球化进程，滨临海洋，意味着可以更方便地联通世界，更便捷地分享全球最为先进的成果。最有代表性的城市上海，在开埠后数十年间即发展为全国最大贸易口岸、工商业和金融中心，誉为远东第一大都市。海洋文明对上海的影响不仅反映在经济上，上海也是中外多种文明交融之地。“海派文化”中西合璧，多元交融，在音乐、美术、文学、建筑、社会风尚、思想意识等诸多领域都充分彰显，印迹深刻。
江南之兴，自古以来不单是一城一市之兴，而是城乡互动，内外协调，地域的整体发展。江南自古地域相连，文脉相通，经济互补性强。总的来说，海洋性对于江南社会的影响意义随时代发展越发彰显。单论明清以来江南的核心城市，明初是南京，明代后期向东移至苏州和杭州，近代以后则进一步东移上海，与海洋的联系越发密切。
当下，海洋对于江南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现今全球发展条件最佳、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大都集中在滨海的湾区（如“旧金山湾”、“纽约湾”、“东京湾”等世界知名湾区）。湾区已成为最富活力的经济地带，是城市群发展的高阶形态。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湾区及其直接腹地集中了全世界约60%的经济总量，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今天，江南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随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推进，凭借开放之时，滨海之利，江南正翻开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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