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新城（1893—1960），教育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又名维周、心怡、遁庵，湖南溆浦人。曾任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授，研究和介绍道尔顿制。从事教育著述，著有《中国教育指南》《教育丛稿》《近代中国留学史》《教育通论》等。1928年，应中华书局约请主持《辞海》编纂工作（1936年版）。1930年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后一度代理总经理。1957年向毛泽东提议修订《辞海》，得到支持，旋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主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编，主持修订。
【立志研究教育学】
1893年，舒新城出生于湖南溆浦县东乡的一个小村落。曾祖父和祖父都以佃田力耕为生，生活清苦，后来家中于务农之外经营一些副业，家道稍微好转。他是家族里颇受重视的孩子，又因父母钟爱，五岁不到便入私塾读书。母亲尤其重视他的教育，且有意培养他的“君子之风”，为的是他成年后能立于士林而不再做胼手胝足的农人，因此难免管教过严，但他认为自己“数十年治事做人的基础，却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的”。
幼年的舒新城在私塾和书院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读过四书五经，也学过八股文和应制诗。1908年，他踏入新式学堂。当时新式学堂是草创期，对学龄无所限制，他以15岁“高龄”成了一名小学生。但他的学力毕竟已经够得上中学了，没多久便嫌课堂上先生们所教太少、太平常。他给自己安排了充实的课外自学内容：其一是多接受新知识，阅览室中的《时报》《新民丛报》《猛回头》《黄帝魂》《中国魂》等都孜孜不倦地阅读，章太炎致康有为《论革命》等几能成诵；其二是看小说，《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四大名著等，“看的东西漫无系统，可是对于社会各方的知识却增长不少，文章也无形中进步了许多。而扶弱不依强、傲上不傲下的习惯，也大半由这些小说养成”；其三是看理学书，曾文正公的日记囫囵吞枣看了一遍，作了许多札记，且仿其办法写日记，随时反省言行功课，还学了《朱子学的》，打下了做事负责任、待人以忠恕的基础；此外还自学了字画和武艺。如此自学许久，不仅充实了头脑，也养成了自律的习惯。
此后，他又辗转求学于常德、长沙、武昌等地的学校，并幸运地考上了湖南高等师范，在岳麓山野又度过四年平静的求学生涯。此时他已经“充满了一脑子的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不再汲汲于功课本身，业余除了游山玩水，又在图书馆研读了《曾文正公全集》《庄子》《朱子教条》等书。
湖南在中国新教育史上颇有地位，公学以外，热心办私学者也不少。舒新城读书期间就在一些学校代过课，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继续从事教育本行，对当时中国的教育现状有了初步的经验和观察。他陆续阅读了桑戴克《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杜威《民治与教育》等书，进一步打开视野。此时他已立志研究教育学，并从事教育著述。舒新城在《我和教育》一书中说：“我以为人的思想之所以如此如彼，除了他的思想能力是根据他的天禀而外，其余都是为时代的轮子所转移；所以一个人的思想，精密讲来，都是反映时代的镜子……当时社会环境所给与我以重大的影响者有二：一为湖南政局之混乱状态，一为‘五四运动’。”
具体而言，自民国元年以来，湖南政局变化堪称全国最激烈，督军省长更换频繁，军阀割据，党派相争，几无宁日。学校教育也大受影响，此时教育经费的拖欠是全国一贯的情形，湖南难以幸免。舒新城为生计考虑，经人介绍，去一些教会学校任教，主要是在福湘女学任教务主任。从教育经验而言，他原本对私塾书院和新式学堂都有过体会，认为各有其弊。进入福湘工作一段时间后，也体会到教会学校的不合理之处，比如，因为国文教育的欠缺，学生对国家常识掌握不足，教员没有阅报关心时事的习惯，也缺乏同行沟通，等等。凡此种种对当时中国教育的观察，促使他不断思索，怎样的教学制度才更适合人性成长。
在福湘期间，积极的一面是，图书室有杜威、桑戴克、詹姆斯、孟禄等人的各种教育及心理学著作，以及英美文学、社会学科等领域的丰富书籍，他“有如哥伦布之发现新大陆，当时精神上愉快自不可言，而求知的欲望则发展至于极点”。
舒新城自1916年起就不断阅读《新青年》，“五四”运动以后，各种刊物更是如雨后春笋而出，予人以新思想的熏陶。舒新城认为：“那时的我，正当已醒未清之时，对于旧者几乎样样怀疑，对于新者几乎件件都好，所以不论什么东西，只要是白纸印黑字，只要可以买到，无不详加阅读。”在“五四”新风影响下，舒新城勤阅读，也勤写作发表，然而，一篇分析福湘优缺点的文章《我对于教会学校的意见与希望》一文，却因难容于教会教育界而使他丢了工作。舒新城从他亲身所经历的教育中，看到了当时中国教育制度的多相扞格，这为他继续从事教育实践和未来进行教育研究著述埋下了伏笔。
【倡导道尔顿制】
福湘风波前后，舒新城已在教育界颇有影响。1921 年春，张东荪推荐舒新城担任中国公学中学部（上海吴淞中学前身）主任，他首先做的工作是整顿教师队伍，即“约请教员——教员之以‘声应气求’而来者，有叶圣陶、朱自清、陈兼善、常乃惪、刘延陵、刘建阳、吴有训、许敦谷诸人”，目的是“决心要把这庄严的殿堂，变为理想的学府，努力于实现我的教育主张”。这一时期舒新城的教育工作颇有成就，其一就是对道尔顿制的倡导。
道尔顿制由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Helen Parkhirst，1887—1973)女士于1920年所创，因创始于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而得名。“五四”运动后期，继自学辅导法、分团教学法、蒙台梭利教学法以及设计教学法之后传入我国。
这是一种与传统教育中的班级授课制不同的教学组织形式，注重学生个性和群性和谐自由发展。道尔顿制强调三个基本原则，即自由、合作和计划。自由是指教师按学生的能力指定不同作业，鼓励学生自己安排学习计划。合作既有师生之间的合作又有学生之间的合作，鼓励相同或不同年级学生之间基于相似志趣的合作。计划是指打破按照课程表上课的制度，根据教师拟订的作业纲要，由学生按照师生之间的约定完成学习任务。道尔顿制力图消除班级授课制只重视教师讲授而忽视学生主动学习的弊端，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很快便被介绍到世界各地，掀起一场教学革命。
道尔顿制被介绍到中国来，率先在上海登陆。最先把道尔顿制介绍进来的是当时上海发行量很大的教育类刊物《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短期内刊登了《道尔顿制案》《道尔顿制之实况》《道尔顿制实验室计划》等文章。舒新城第一篇全面阐释道尔顿制的长文《什么是道尔顿制》，作为“道尔顿专号”的内容之一，发表在1922年11月的《教育杂志》上。文章详细阐述了道尔顿制的理论及在中国施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鼓励教育界同仁认真研究和试行这一新的教学方法，明确表示：“第一，我希望国内的教育者对于道尔顿制抱试验的态度；第二，我希望国内教育者本此制的精神创造出适合国情的新制度。”
1922年，舒新城在他供职的上海吴淞中学指导试行道尔顿制，开我国道尔顿制之先河，此时距道尔顿制在美国创立仅有两年。继上海之后，许多地区，尤其是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中小学也积极行动起来。柏克赫斯特女士于1925年来华访问，对于国人进一步了解道尔顿制的初衷和实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吴淞中学校方从可行性出发，以“外界及学生反对”为由，并不支持这一教学实验，因此，舒新城于1922年年末辞职，次年2月，应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兼主任廖世承教授聘，赴东南大学附中任教并继续试验道尔顿制。
东南大学附中的道尔顿制实验，在实验的提出、设计、实施、结果的分析等方面都比较周全和完整，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是20世纪20年代我国教育实验追求科学化的典范。当时的实验为“比较的实验”，将智力和学力相似的学生分为两组，一组用道尔顿制，一组不用道尔顿制，比较两组成绩高下。一学期之后，廖世承认为，道尔顿制有利于学生“增进自学能力”“能引起个人研究的乐趣和精神，养成独立研究的习惯”，但从实验结果看，教学效果似乎难分胜负，若再从经济角度看，教师人数、教师所费时间、学生所费作业时间都要大幅度增加，此外，还有考核评分无法指定标准等问题。最后，廖世承在《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中总结指出：道尔顿制的特色“在自由与合作”，但根据我国具体条件很难实行，因此，在1924年9月决计全部取消道尔顿制的试验。
道尔顿制的实验虽然最终被叫停，但在实验过程中，教育界人士对此教育模式的兴趣颇为热烈。舒新城利用假期举办“道尔顿制暑期讲习班”，到处作关于道尔顿制的公开演讲，足迹遍及南京、上海、武昌、长沙、武进、宜兴等地。1924年4月，在完成学校教学工作后，他自费去江浙皖各地考察教育，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走访了芜湖、宁波、绍兴、徐州等11地的35所学校。这段时间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反思，后来汇总成《道尔顿制讨论集》《道尔顿制研究集》《道尔顿制浅谈》等多部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专书。
【教育史著述】
反思道尔顿制在国内的实验，舒新城认为，“这两次实验道尔顿制并无良好结果，主要原因似乎是人的问题——是教师对于旧方法不怀疑，对于新方法无需要的问题”。他认为，要改变制度，首先要改变对制度有决定力的人，也就是先要教育人。 于是，他决定“不在任何现行学制的学校中作教师，要自创我的新教育制度”，并专心从事教育著述。除了1931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义务讲授一学期《近代中国教育史》之外，舒新城再也没有参加其他教学工作。他的事业重心转向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的研究，希望以此创造出一种新的教育制度，以为立己、达人、救国之用。
舒新城将教育史著述和研究工作分成四部分。一是整理积稿、讲义，最终成书《教育通论》和《现代教育方法》；二是整理自晚清设立同文馆以来中国改行新教育的史料，最终编成《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四册和《中国新教育概况》一册；三是写成一部较为完备的近代中国教育通史及若干专史，最终写成《近代中国留学史》《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和若干论文；四是为保存当年的史料而每年编一部年鉴，编有《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和《十五年中国教育指南》。 幼年接受私塾和书院教育，15岁后接受新式学校教育，24岁以后从事教育事业，32岁以后又专注于教育著述，舒新城自认为：“在现代中国教育的舞台上，我曾冒充过各种各色的角儿，同时也曾做过各种各色的观客。把我的生活历程作根线索，去演述近代中国教育的变迁，我想或者比作几篇空洞的教育论文或者一本教育原理的书册，还容易使人感兴趣一点。”
他对于教育研究的热衷，除了要解决近代中国教育的各种问题外，还寄托了当时的理想——创办一种自力更生的私人学院教育。为筹措资金，他除了著述出书，还决意编辑辞典。1926年，约集一个小团队，编辑《青年百科辞典》，本想以版税来应付办学的经费。因辞典既非短时期所能完成和出版，又因时局变乱，最终没有达成心愿。 到1928年，舒新城“已以编辑为职业，所谓私人学院之理想，已经幻灭”，此指他当时接受了中华书局《辞海》主编的职务。这是舒新城事业的一大转折。
【进入出版园地】
舒新城从教育园地转入编辑园地，与好友陆费逵息息相关。舒新城早在湖南高师读书时就读过陆费逵的文章，对其倡导男女平等思想的《女子教育问题》印象尤深。1922年秋，舒新城在吴淞中学任教，陆费逵前去演讲，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
自1922年初见，陆费逵就力邀舒新城加入中华书局共创事业，前后有五六次，均被他以“实践教育理想”为由婉拒。陆费逵也不心急，一面尽力帮助舒新城当时仍最为热心的教育事业，一面择机不断劝说。民国教育部颁布新学制时，课程标准随之更改，陆费逵邀请舒新城编辑公民课本。这是基于对舒新城教育经历和丰富学识的充分了解：“初中学生所需要的是人生常识，而不是纯粹的科学，你的常识就我所读过你的著作及谈话看来，可称一部活的百科全书，只要把你的常识略加整理，即可成为一部好的公民课本。”这本《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公民课本》是舒新城第一次参与中华书局的编辑工作。这套教材非常畅销，不断再版，足见舒新城的编辑功力和陆费逵的识人之明。 辞书和工具书的出版是中华书局对我国文化界的一大贡献。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大规模语文词书《辞源》，但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专业性较强。为此，中华书局决定再编一部对人们的实际生活有用的、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定名为《辞海》。因种种客观原因，自1915年秋启动后，《辞海》编辑时作时辍，直到舒新城以著述养学的幻想破灭，且经陆费逵多次邀请，终于在1929年接任了《辞海》编纂工作，并于次年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长。
舒新城就职中华，与当年担任吴淞中学主任一样慎重，并非仅以出版作为谋生手段，而是将其教育理想融入出版事业。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的职务，其本质固然为经营商业，但对于文化上之影响，当亦不亚于一个教育部长或大学校长。”因此，在任职之前，他就对工作定下周密计划，包括搜集材料和充实图书馆馆藏，努力于辞典、中学参考书、普通读物、专门读物、文艺书籍的编辑，等等，从他日后的出版活动看，多依此计划而行。 入职以前，他还约见和熟悉编辑所同人。据其日记，1929年8月1日，与编辑所教科图书部主任张相谈话，了解教科书的编辑工作；10月，索要同人名单及职务薪俸名单。他对同人的重视贯穿整个出版生涯。1935年，与王酌清等人创立了职业训练所，半年上课半年派往书局各部门实习，不收学费，视成绩给予奖金，以此吸收人才。对编辑人员，由于其工作性质和对于知识需求的特性，实施六小时工作制，以便知识的学习和补充。于公于私，这些都是周全与合理的考量。
舒新城接手《辞海》后，把重点放在广泛收集新词上，不再以采集旧词为限。他广泛搜罗报刊报纸的流行词语，删旧增新，将“五四”以来涌现的外来词统一译名予以收入，对古代的白话小说和戏曲中的俗语也进行收集。这些革新使《辞海》在商务印书馆《辞源》的基础上迈出了一大步。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一部分人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主张取消《辞海》的社会科学条目，更有人提出删除“一·二八”、“九一八”、“塘沽协定”等条目，遭到了舒新城的坚决反对。“我国积弱，不能与强敌抗衡，敌污我之词不与辩论，已属屈辱，而敌人强加我之事实亦默而不提，未免不近人意。”由于他据理力争，这版《辞海》中才得以保留“塘沽协定”等一批历史政治性词条，也保持了中国人的立场。《辞海》在1936年出版了上册，又于次年出版下册，相较《辞源》，堪称“后出转精”之作，渐渐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工具书。
作为编辑所所长，舒新城“发展教育文化与维持公司生存兼顾”的出版理念影响了中华书局的出版格局。除《辞海》编辑之外，他在中华书局时期尚有多方面努力，亦不可埋没。
1933年，舒新城创办半月刊《新中华》，以“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后来成为宣传新思想、发表进步译作书稿的前沿阵地。
陆费逵和舒新城都秉持以书报“开启民智，补充教育”的思想，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之初就说过：“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因此，舒新城主持出版书籍极注重实用。提供给中学生的“中华百科全书”自1934年起陆续出版，蒋维乔《中国哲学史纲要》、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丰子恺《近代艺术纲要》、左舜生《辛亥革命史》、周宪文《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等都包括在内。1936年起，集合各大学教授学者的教本讲义和译著，以“大学用书”形式出版，包括常导之《各国教育制度》、郭大力译《经济学理论》及《朗格唯物论史》、黄缘芳译《代数方程式论》、吴虞《因名学》、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林和成编《中国农业金融》等。
在舒新城的主持下，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古籍和古籍选本，又对中华书局图书馆进行大力改造，逐步打造成便于编辑查考的知识仓库。1934年，舒新城将自己历年所珍藏的各种期刊、杂志及教育学方面书籍低价转让给书局，充实馆藏。在其带动下，书局其他同人也纷纷捐赠藏书。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书局在1945年仍购入一批郑振铎藏书，使得当时一些有文献价值的书得以保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多年前出版的《辞海》，重新修订势在必行。其实，早在当年6月，舒新城就已经制定了《辞海增补本编辑计划》。1953年，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长长达23年之久的舒新城退休了，但念念不忘出版事业，特别是他在职时就已提上日程的《辞海》修订工作。
1957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舒新城谈到我国出版工作存在的一大问题即大部头工具书出得不够。毛主席表示，他从20年前就使用《辞海》，在陕北打仗时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他说：“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数月后，毛主席视察上海，接见舒新城，两人又谈起了《辞海》的修订和编辑《百科全书》等事宜。毛主席建议舒新城挂帅，于是，1958年，上海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舒新城重进书局工作，担负起主编新《辞海》的重任。
1960年春，《辞海》初稿基本完成。审阅二稿时，舒新城已罹病住院。据夫人刘济群回忆，此时他仍卧床审稿，逐条逐句琢磨，写下数十条修改意见，直到11月病情严重到实在不能执笔，仍嘱咐她代写日记记下意见。遗憾的是，当年11月28日，舒新城终因癌症病重谢世，未能看到新《辞海》正式出版。
舒新城曾自述：以小农之子，因着遗传环境与教育环境的种种关系，体验一种“无限自觉创造”的人生见解。回望其为教育、为出版的一生，确实可谓在“无限自觉创造”中同时收获了志趣和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