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肇始于莽原时代,碍于自然条件,其规模和形式都受到很大限制。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在国家诞生以后,文明的交流和互动便更多受到社会中多重因素的影响。近代以前,规模最为宏大的文明交流之路,就是亚欧大陆(包括非洲东部地区)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历史大舞台上,文明交流由东向西、自西徂东,是双向互动的。

东西方世界的交往,与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在同一历史场域同时进行。早在史前丝路时期,文明的对话就已经波澜壮阔地展开。中国最早培育了小米和水稻,是稻米的发源地。伴随这两种农作物的传播,西方培育的小麦沿着塔里木河至河西走廊传到了中国。印欧人迁徙用的轮式马车影响了殷商的马车式样,欧亚草原东部的青铜文化也曾影响中国早期的青铜技术。不同于西方往往将青铜器作为工具来使用,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更多时候出现在祭祀等重大典礼活动上。笔者曾于2019年夏去河西走廊考察,在沿途各大博物馆就非常清晰地感受到,甘肃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明显受到西来文化的影响,更发展成为冶金技术本土化的范例。中国的冶炼钢铁技术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独树一帜,以至于博物学家老普林尼都称赞,“赛里斯的钢铁雄冠其时”。

从远古到近世,丝路两端的文明交流互鉴,始终根植于一套复杂的动力机制。人类对财富与成功的渴望,以及对创造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丝绸之路上文明交往的不竭动力。野蛮时代诉诸战争,随着文明时代的推进,这种动力机制变得多元而且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维度。

首先,政治、外交(包含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外交)需求,是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一个维度。中国历代王朝派出大规模使节,大多都是与当时紧迫的国家安全形势有关。比如汉武帝是为了抗击匈奴,寻求与大月氏人结盟;唐人杨良瑶出使阿拉伯,也与吐蕃对唐朝的军事压力有关。

其次,经济与财政需求是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二个维度。从根本上说,中国巨大的经济能量,是其在丝路交往中的显著优势。丝绸、瓷器、茶叶是海陆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其中,丝绸和瓷器是典型的制造业产品,茶叶的原料虽然出自农业,但是其制成品属于加工制造业。汉唐时期出口的产品主要是质量上乘的丝绸,宋元以后则是精美的瓷器,明清时期又加入了茶叶。传统的热销产品不断拓展新的市场,从而带动不同时期新的热销产品加入丝路贸易中来。

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三个维度,是科技对于丝路交往的重大促进作用。以海上丝绸之路而言,只有海洋地理学知识以及航海动力技术、造船技术、导航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进行远洋航行。对信风周期规律的发现与运用,对亚洲季风环流规律的发现与应用,都是开辟海上丝路极为重要的因素。5 世纪初,法显就是乘坐海船从斯里兰卡回到广州的。中国以指南针等四大发明为主体的工艺性文明,在唐宋时代传到西方。到了15 世纪郑和下西洋以及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促进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物质文化的交流之外,思想文明的互鉴始终是丝路文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文明互鉴,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取长补短,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借鉴与启迪。古印度箴言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可见东方文明对当时世界的吸引力。汉唐时代,无数僧侣排除艰难险阻,东来弘法,西行求经,不绝于途。宋元至于明初,阿拉伯商人和穆斯林带来了伊斯兰文化。到了晚明盛清,耶稣会士将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传回欧洲,勾画了近代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中西知识的碰撞,难能可贵地拉开了中欧文明互鉴的启蒙之光。

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郢书燕说式误读比比皆是,误读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因为在不同的文化相遇时,每一种文化都希望完全展现自己,同时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接触的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试图通过自己的眼睛审视对方。这个打量的“眼光”,就包含着自家的视角、自家的价值、自家的需求。《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做了大历史、长时段、历史纵深视角的考察,既呈现出远古中国的天下秩序观,也对比了近代世界西方对于东方的认知。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彼此眼中的他者,在经由丝绸之路2000年的文明交流互鉴之后,都逐渐从异域外邦走向了共融共生。所有的文明实体,都曾经具有某种共同的历史、宗教、语言和战争方面的联系。尤其是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不仅有丰厚的传统文化交流渊源,而且有不一样的物质和经济发展基础。中国人如今更需要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也更有底气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就是这种情况下对于全球化的中国回应。“一带一路”不仅是传统丝路文明在现代的延伸,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和纽带。

沿丝绸之路回望文明交流互鉴-LMLPHP

来源: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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