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提到的大西岛(亚特兰蒂斯),是个穷兵黩武的军事帝国。它先被雅典人击败,然后被神秘力量摧毁,沉入海底。15世纪之后,欧洲人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这个失落的古代文明,像猜谜语一样给出各种离奇的答案,甚至将它想象为人类文明的源头。20世纪的考古学家和科学家发现,其实,离希腊更近的克里特岛可能就是大西岛,因为克里特也曾是军事帝国,但因锡拉火山的爆发而被彻底毁灭。按照这种解释,古代神话其实有具体的对应物,毁灭大西岛的神秘力量是一场自然灾害。      这是1960—1970年代开始流行的解释。这个理论虽然最初针对大西岛和克里特文明,但慢慢拐进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有些学者开始推测,圣托里尼岛的锡拉火山或许直接造成了圣经《出埃及记》中所记录的灾变和神迹。从锡拉火山的角度解释《出埃及记》,是“大西岛热”的副产品,是“锡拉火山理论”向圣经学的延伸。现在,我们就从柏拉图拐到《出埃及记》。      - 《出埃及记》与锡拉火山 -      《出埃及记》是旧约第二卷书,讲述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受到法老的迫害,被迫服苦役。上帝选中摩西,命他率领族人逃离埃及。但是法老不放行,于是上帝连续降下十个灾难,也就是对法老和埃及人实施了十次打击,终于逼迫法老就范,同意以色列人离境。但法老后来反悔,派兵追击。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上帝行了一个可能是旧约中最著名的神迹:分开海水,让海底变成陆地。以色列人就从海底的干地走过。随后,埃及的追兵赶到,也想从干地穿行,但上帝让海水复位,结果追兵被淹死在波涛汹涌的海中。      传说中的“十灾” (Ten Plagues),在“锡拉火山理论”形成之前,已有人从自然科学角度加以解读。1957年,捷克斯洛伐克学者霍特(Greta Hort)在两篇论文中,系统采用气象学、环境学和地质学理论集中分析《出埃及记》中这些灾异。她认为十灾并不神奇,可能与尼罗河的生态系统紊乱有关。比如第一灾描述河水变红,血流到埃及全地,河中鱼大批死亡,河水臭不可闻,无法饮用,埃及人于是在尼罗河四周掘井取水。霍特依据水文植物学理论,认为河水变红是因为河中出现大量鞭毛虫(flagellates)。这些鞭毛虫由青尼罗河从高山湖区带来,白天在它们生存的水域中释放大量氧气,而到了夜间则从水中吸取更多的氧气。河水中氧气的比例时高时低,由此造成鱼类大批死亡。这是解释第一灾的关键。      又比如第九灾,埃及全地笼罩在一片黑暗中,三日三夜,对面不见人。此前有人或解释为日食,或解释为沙尘暴。霍特认为,尼罗河在每年9月泛滥后,留下厚厚一层红壤堆积物。南方吹来非洲热风,带来沙漠中的沙子与尘土,又吹起地表上的红壤颗粒,结果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比普通沙尘暴更严重。太阳会被厚厚的沙尘完全遮蔽,造成《出埃及记》中所记载的埃及全境陷入黑暗的情况。此种研究方法的预设,便是认为圣经叙述中包含准确、真实的历史知识,圣经依据的是一系列实际发生的事件。而霍特在文章中多次使用“历史内核”“历史核心”等表述,就是要强调再神异的事,也有事实基础。      揭秘大西岛的“锡拉火山理论”渗透到圣经学领域,开始有人将这座火山的爆发定为《出埃及记》中所有神迹的直接原因。目前我能找到的最早说法,来自本尼特(J.C.Bennet)1963年发表的文章。本尼特明确说,他将加拉诺普洛斯的观点推进一步,认为大西岛的消失、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的覆灭及古代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这三件事无不与圣托里尼岛的火山爆发直接相关。因为圣经中的各种描写——黑暗、强风、冰雹、河水暴涨、河水干涸、青蛙上岸等等,都类似喀尔喀托火山爆发的场景。      《出埃及记》中最大的神迹就是上帝分开海水。相信圣托里尼火山影响《出埃及记》的学者,会用火山来解释这一事件。让我们回到1969年那本经典著作《亚特兰蒂斯:传说背后的真相》。两位作者在附录中详细讨论了这一神迹的合理解释。他们认为,摩西渡过的并非红海,而是一条湖或者潟湖(lagoon),也就是被沙嘴、沙坝或珊瑚分割开来、与外海相分离的局部海水水域。在这样的水域中,泥沙的堆积与海岸相平行,形成高出海水水面的离岸坝,坝体将海水分割,内侧就形成半封闭或者封闭的潟湖。根据加拉诺普洛斯教授的推测,出埃及一事与锡拉火山大爆发同时发生。当锡拉火山长时间喷发之后,火山口向内塌陷,大量海水倒灌进来,造成海水从地中海东部海岸向西急速退却。当海水退却时,潟湖中的水一下子被抽走,形成与外海彻底分割的一片干地。以色列人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穿越这条潟湖,更准确地说,穿过湖底这片新形成的干地。      研究火山和海啸的学者都知道,一般情况下,海水急速退去之后15—30分钟,海啸就会袭来。这方面,科学家保存了大量现代数据。比如智利1960年的大地震,海水突然消退,岸上顿时拉响警报,提醒民众迅速远离海滩。果然,不到半小时,海水就猛烈回灌,巨浪高达7米。加拉诺普洛斯认为,摩西为躲避敌人追击,特意选择了一条不为人知的险僻路线。海啸到来之前,海水退却,抽干潟湖中的水,湖底变成干地,正好让以色列人穿过。而当埃及追兵赶到时,他们也走湖底的干地,而此时海啸恰恰发生,惊涛骇浪瞬间将干涸的湖泊注满,也将埃及追军尽数淹死。      明眼人会发现,此种解释严重依赖巧合。连作者也说:“奇迹在于时机。”而此种机缘巧合,被解释为上帝的施为。所以,持此说的学者相信,神迹不是强行违背自然规律,神迹只是在尊重自然律的基础上,另做了一番巧妙安排。此说的优点在于,旧约中最著名的神迹、上帝拯救其选民最强有力的干预,完全可以由自然原因解释,不必诉诸任何超自然因素。而其缺点,也是一目了然。怎么会出现如此的巧合?以色列人刚刚穿过干涸的湖底,千钧一发之际,由圣托里尼火山爆发所引发的海啸从800公里之外千里奔袭,正好在埃及军队下到湖底的时间段,滔天的大水瞬间冲来。时机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这等于送走了旧神迹,又迎来了新神迹。      

- 21世纪的火山学解释 -      以火山学为基础对《出埃及记》进行科学解读并不是圣经学研究的主流。但即使进入21世纪,仍有学者在这个方向继续推进,并不以此说为牵强。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分开海水:火山、地震和瘟疫如何塑造了出埃及故事》一书。作者芭芭拉·希佛特森(Barbara Sivertsen)是《地质学杂志》执行主编。这本书是近年来将地质学运用于圣经研究的代表作。作者的结论是:《出埃及记》目前的文本构成,是将历史上三次单独的火山爆发融合在一篇叙述中。这三次火山爆发,作为故事口耳相传,都经历了口传文学在流传过程中势必要经历的各种改编和变形。而锡拉火山就是十灾的直接来源。比如尼罗河水变红,是因为带有氧化铁的尘埃被风吹进海上,为藻类植物所食,释放出大量被溶解的有机氮。而这些氮又刺激鞭毛虫大量生长,产生红色的洋流。《出埃及记》中所描述的叮咬人的虱子,应该是火山灰带来的粉尘。这些含酸的粉尘刺激人畜的皮肤,产生刺痛感,就如同蚊虫的叮咬。      《出埃及记》所记摩西本人的经历也被希佛特森认为与火山有关。这时,远在爱琴海的圣托里尼火山就显得鞭长莫及了,必须依赖西奈半岛当地的火山。《出埃及记》第三章,神的使者从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按照作者的解释,阿拉伯火山喷出的玄武岩岩浆不如希腊火山有强烈的爆炸性,而是经常在地表流淌,将所流经之地变成一片焦土。且岩浆经常形成圆锥体形状,从火山口喷出,会造成视觉上烟柱和火柱的效果。这样的液态岩浆冲射到高空,可达几百米。所以摩西在山上蒙召,在燃烧的丛林中看到神的使者,可能正是由于熊熊燃烧的岩浆从远处看,掩映在灌木中,就仿佛丛林在燃烧(页54)。      在法老追兵未到、上帝尚未让海水变成干地之前,以色列人跟随上帝在旷野中行走。《出埃及记》有这样的记述:“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这里的云柱、火柱,是上帝为以色列人指明方向的信号灯。但如果转换成地质学概念,则可以是火山造成的奇观。作者认为,这就是火山喷发出的灰烬所形成的锥形。也可能是向上喷发的岩浆,射穿充满油脂的沉积物,形成浓密的烟雾和耀眼的火光。      再后来,以色列人成功脱逃,来到西奈山脚下,准备接受十诫,《出埃及记》另有一段与地质学非常贴合的描写: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角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地震动。角声渐渐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19:16-19)      按照常规的解读,这是典型的神灵显现(theophany)。雷鸣、电闪、号角、浓烟、火焰,这些都是上帝降临的征兆。若按照地质学的解释,伴随火山爆发,经常有局部地震。火山喷发的巨大声响经常被比作雷鸣,而蒸汽和天然气冲破狭小的出口,发出尖利的呼啸声,正类似号角的声音(页61)。这就是将火山理论应用于圣经解释的最新尝试。      

高峰枫 | 地质神话学与《出埃及记》-LMLPHP

英国画家透纳1816年的作品《兰开斯特的沙尘》

- 地质神话学 -      “锡拉火山理论”,先被用来解释大西岛的神话,从中叉出一条旁线,用来解释《出埃及记》。从硬科学方面来看,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圣托里尼火山爆发的确切年代,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被修订。根据2006年《科学》杂志上两篇专业论文,火山爆发的时间当在公元前17世纪末,而不是1960—1970年代所认为的公元前1460年左右。而《出埃及记》所叙述事件的历史年代,传统的说法是公元前15世纪,也就是1450年前后,而现在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公元前1250年左右。火山爆发的时间,已被推前200年,而出埃及的时间,又被推后了200年。所以,时间对不上号,两件事不可能同时发生。另外,火山喷发对于周围文明,也并不像有些学者构想的那样具有毁灭性影响。人员的死伤可能并不惊人,所引发的海啸,影响恐怕也不会超出爱琴海地区。但是,以自然科学、地质现象来解释古代的神话,是个很别致的思路。有学者甚至发明了“地质神话学”这个术语,来给这个思路或学科分支命名。      “地质神话学” (geomythlogy),顾名思义,就是从神话传说中发现古代的地质现象,尤其是火山、地震、海啸这样的地质灾难。其实神话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本来就紧密,科学术语就有不少取材于神话者,比如“火山”一词(volcano)就来自罗马火神(Vulcan)。地质神话学的前提,是认为神话并非无稽之谈,不是古代人驰骋想象力的结果;而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只是难免有变形和夸诞的成分。说到底,就是认为神话乃是古人比较初级的理性思维,是前科学时代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所以神话背后往往保存着对古代地质现象和灾难的记录。从这种意义看,神话就像化石,里面刻录着远古的地质事件。2004年国际地质学大会在佛罗伦萨召开,特设一个论坛就叫“神话与地质学”。发表主题演讲者是美国学者多萝西·维塔利亚诺(Dorothy Vitaliano),她1973年的著作发明了geomythology一词。而这本书中,讨论大西岛和锡拉火山占据了相当的篇幅。      以科学方式解释传统神话,在古代就有先例。公元1世纪的学者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在其《荷马诸问题》一书中解释《伊利亚特》第一卷中阿波罗所引发的瘟疫,就从日神所代表的太阳入手。他指出,炎热的夏季,太阳照射大地,会产生有毒的蒸汽,引发瘟疫的流行。所以,当荷马笔下描写日神造成流行病时,他正是用文学手法描写了自然现象。他稍后又总结道:“这里写的不是阿波罗无端动怒,而是与科学思考相关的一个哲学观念。”      地质神话学的研究,运用到圣经,格外引人注目。所以,最后我简单评论一下此种研究的得失。以地质学、火山、地震来解圣经中的灾变和神迹,归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以科学解释圣经,延续了“去神话化”(de-mythologize)的进程。将宗教经典中的神迹赋予理性主义、自然主义的解释,这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传统。于是,超自然的神异事件被化解为地质灾难,上帝之手不过是火山灰、海啸和鞭毛虫的协同作用。这样一来,无法用经验理解的事物都能在科学中找到自洽的解释,而古代经文不过是对自然现象夸张、浓缩和变形的记录。其次,从另一方面看,圣经中匪夷所思的事件,如今被赋予极度世俗化、科学化的解释,又反而证明了圣经所记乃是真实无妄的事实。在破除圣经的神圣性、超验性的同时,地质神话学家又意外地证实圣经记述的历史性和准确性。一切神迹不是作为神迹发生,而是作为符合科学规律的地质学事件发生的。这样根植于硬科学的圣经研究,似乎一方面破坏了圣经在宗教上的神圣性,一方面又在维护圣经事件在科学上的可信性。这种破坏与维护并重的倾向,倒是颇堪玩味。      最后要说明,从事这一路研究的学者,自然大多是科学家。他们虽各有专攻,但对圣经学却不可能专精。对于圣经学长期纠结的问题,他们或无暇深究,或直接忽略。简单说,科学家都倾向于将圣经记述看作实录。虽然他们会强调圣经故事在后代编辑和流传中不免被夸大,但是一旦讨论具体段落,就都自动将圣经文字看作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描写和忠实记录。他们很少考虑圣经叙事曾经历过复杂的编纂过程,也很少考虑文本自身的修辞和文学特征,所以,《出埃及记》里说了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对于自然现象和灾难的描写,究竟是直接记录了实际发生过的事件,还是作者和编者依据特定的文学程式而撰写的高度修辞化的文本?科学化的圣经研究,正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圣经不是创作,而是记录;圣经对事件的描述是直白、可信的;研究者的任务在于凭借科学家的理科专长,揭示出背后的科学现象。而植根于文本研究的圣经学家,虽无力提出有科学含量的解释,却对于圣经文本的演变和构成要素有更复杂的看法,不轻易将纸上的文字直接认作是对现实的呈现。科学家会认为圣经记录犹如直播,其中必定保存着真实的经验;而圣经学学者则将圣经当作一块织毯,上面的图案中依稀有些风景和人物,但更关键的是织成这块毯子的各种线团。这就造成科学家对于圣经文本抱有过于就事论事、甚至有些天真幼稚的态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圣经学家对科学派总是敬而远之。对大西岛的研究也是如此。出于同样理由,大多数古典学家还是相信这个传说是柏拉图天才的创作,而不会去火山灰下寻找那并不存在的史前帝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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