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三界的国际焦点——上海问题》，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8月版，小威廉·克兰·约翰斯通著 周育民译
近代中国，战乱频仍，上海之所以得以崛起的部分成因，在于相对平稳的营商环境。每每战乱逼近上海之时，租界都会擎起“中立”的大旗，以期躲过枪林弹雨之摧残。历史上，租界保持中立所面临境况大不相同，一是对中国内战的中立，二是对国际冲突的中立，貌似千篇一律的说辞，细究之下，实质内容却有许多不同。
《一城三界的国际焦点——上海问题》的精彩之处在于其预见性，也反映了一位成熟学者的非凡的洞察能力。该书写于“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不久，原版出版于“八一三”淞沪会战发生之前，作者却敏锐发现“日本人在上海的势力日益增强”。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租界中的那些“上海人”（Shanghailander，指在租界生活的外国侨民），对于东亚两国的恩怨情仇大多抱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比于日本帝国军队暴虐凶残的新闻报道，他们似乎更加在意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外国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的主张。他们甚至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采取的行动都应保护所有外国人的权利”，“让日本人赶走十九路军，可以进一步保护外国租界的安全和尊严”。（第208页）洋大班们一味相信日本海军上将盐泽的承诺，即“日方无意破坏公共租界的中立或干预工部局尽力维持租界治安的职能”（第211页），完全无视中国人的警告和抗议。
1931年10月，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一道，联合英、美、意三国驻军，与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紧密合作，成立了所谓的“协防委员会”，并制定《驻沪本地部队与外国驻沪部队在紧急情况下联合行动的协议条款》，将两大租界与越界筑路附近地区划分为若干防区，并将最要命、最易引发冲突的虹口交付给日军驻防。“防御计划的前提是针对中国的集体防御，而非参与集体防御中的某一个国家和中国的敌对”（第206页），日后事实也证明，虹口成为了上海租界的“阿喀琉斯之踵”。日本人以协防委员会之名，继而提出根本没有工部局界外道路的闸北也在他们的“保护”范围，毫无理由地对中国领土肆意侵犯，当然不能得到满足，战事随即爆发。
战争初期，上海租界仍允许日军自由穿梭于城市，并以此城市空间发动对中国军队的攻击。很快，他们就发现“日本人的行动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很少顾及其他外国人的权利或公共租界外国行政机构的权利”。（第208-209页）上海“历经75年时间如此小心翼翼建立起来的租界保护和租界中立政策完全无效了”。（第217页）战争破坏了租界内数百万价值的财产，成百上千的民众丧失家园，甚至被杀或完全失踪。战争结束后，工部局几乎丧失对苏州河北岸所有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上海租界的安全神话被打破，随之它的命运也被决定了。
来源：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