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育水平正处于极低水平，育龄妇女规模逐年下降。从长远角度来看，将导致严重的人老化、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对此，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妇联拟向今年上海“两会”提交《关于完善家庭政策、优化生育环境的建议》，建议构建本市系统性家庭政策以缓解家庭生养压力，促进生育水平回升。其中，市妇联提出增设夫妻共用育儿假，强制男性休假不少于育儿假的三分之一，以保障女性就业和职业发展，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上海家庭平均生育意愿为1.3个孩子，“养孩”压力成为主要因素
自2016年起，国家开放“二胎政策”，五年过去了，想要“生二胎”的人却越来越少。
而在上海，更是反映在了极低水平的生育率上。2020年9月，市妇联、市妇儿工委办开展“家庭生育行为影响因素及政策支持研究”。课题组在普陀、静安、徐汇、黄浦、浦东、闵行、宝山等区，以20至49周岁已婚女性或配偶为调查对象，开展网络调查，收回有效卷2220份。调査显示，当前上海市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较为低迷，家庭平均生育意愿为1.3个孩子，仅三成家庭希望生2个及以上孩子。家庭平均生育1.08个孩子，近七成家庭实际仅生育1个孩子，其中超七成一孩家庭未来三年内确定不会生育二孩。
为什么不愿意生？抚养孩子经济压力重成为最重要的原因，由此抑制家庭生育水平。市妇联发现，上海市生养孩子成本显著高于内各类城市，其中教育投入支出是其他城市的两倍以上。同时，随着社会代化程度增高，生育观念发生重大转变。传统生育观念让位于个性化的生育道求，“人生完整、夫妻幸福、让孩子有个伴是生育的主要动机，维持现有生活质量、只生一个好是不生二孩的重要因素”。此外，祖辈提供隔代照料也影响着生育情况。
在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胡申生看来，生育政策的变化反映着社会需求的更迭，目前中国面临着劳动力不足、人口结构不完善等问题，因而需要对生育进行鼓励。“生育现状需要合理调节，这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保障女性就业与职业发展，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
在提案中，市妇联建议加强生育社会支持，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具体来说，保障生育期妇女合法权益，减轻用人单位用工成本；呼吁以家庭为单位评估抚养负担，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税，同时严打教育机构高收费、乱收费现象。
市妇联还建议，提升儿童保障水平，降低养育成本。持续推进普惠性托育点建设。多种形式增加托育资源供给，积极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对现有资源进行充分整合。继续鼓励托育机构、幼儿园、小学低年级，对有需求的家庭提供课后辅导照看服务，推进生育友好的空间网网络布局。
去年市妇联在两会提交提案，建议合并产假和配偶陪护假为家庭育儿假，将现有夫妻双方合计138天的产假和生育假延长至半年。今年市妇联对这一建议进行“升级”，增设夫妻共用育儿假，强制男性休假不少于育儿假的三分之一。由此以平衡女性就业与生育的冲突，保障女性就业、职业发展。同时，市妇联建议卫生健康部门可联合妇联、人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等，制定“家庭友好型”企业认证制度，每年推出一批“家庭友好型企业”
此外，市妇联还建议增强隔代照料者社会福利水平，完善家庭功能和代际支持。提供“喘息服务”，关爱隔代照料者的身心健康。由社区志愿者、相关专业人员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健康帮助、健康知识指导以及科学育儿理念。完善社区设施功能，创造代际共享公共空间，宣扬隔代照料的社会价值。
“完全建成生育友好型社会，才能让每个家庭都过上高品质生活。”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吴瑞君这样认为。
尊重“生育自由”，以调节手段化解生育难题
提供良好的生育环境只是其一，推动人们观念的更新也尤为重要。胡申生认为，许多传统“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渐渐消失，尤其是在国际化大都市，年轻人掌握着生育主动权。
与此同时，包括法国、俄罗斯等国家，很早便面临了生育困境，也通过一系列政策进行鼓励，但却收效迟缓。“从少子化到多子化，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也不可能立刻实现，只能通过不断的鼓励、宣传来慢慢解决。”胡申生说。
近段时间社交媒体上对“生育自由”的讨论不断增多，这一提案是否会与之产生“矛盾”？对此，市妇联强调，生育自由是个人的意愿，应当尊重生育自主权，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育方式。而提案从家庭公共政策制定上完善生育环境，以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相关问题。“希望政策可以早一点、多一点优化，一旦社会支持完备、可以满足需求，人们也才会愿意生孩子。”
目前，上海家庭呈现小型化、少子化、老龄化的特点，也让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的空间。胡申生也表示，一方面应该尊重生育自由，另一方面采用调节手段从各方面化解生育困境、完善生育环境、改进生育观念。“最终还是要启发我们的年轻人，来解决劳动力、人口结构的问题，认识生育二胎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