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击》，徐贵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没有下雪，但是严寒并没有放过我们。2021年元旦次日上午，我怀着惆怅的心情，站在书房的窗前向外张望，又看到那个在寒风中独自散步的老人，他的手里夹着一支烟，走几步才停下来吸两口。心中一热，赶紧跑下楼，追上老人，陪他散步。前年冬天，去年冬天，也有这样的一幕。
老人名叫韩瑞亭，每次见到他，我都要想起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特别是那些对我一帮再帮的人。
30年前，我即将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时任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的韩瑞亭同志到军艺考察干部，文学系的老师向韩副社长推荐了我。当时我已回原部队实习，黄献国老师一个电话把我召回北京。
韩副社长跟我谈话，讲到我的作品，并没有很欣赏的意思，只说看得出来我很用功。然后又说，我当过基层主官，两次上前线，经历丰富，吃过苦，有潜力。谈过话后，我被分到编辑部帮忙，算是借调干部。我琢磨韩副社长可能认为我不太适合搞创作，而比较适合当文学编辑。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社主要领导比较看重我的基层工作经历和参战经历，有把我培养成管理干部的意图，只不过当时没有正式办理调动手续，我只能借调在编辑部“帮助工作”，实际上就是“带薪北漂”。
在担任“借调干部”期间，我发愤图强，屡败屡战，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弹道无痕》。经由同样“带薪北漂”的“漂友”、济南军区总医院干部梁丰同志引荐，这篇小说引起了《解放军文艺》杂志主编陶泰忠的重视，他有点纳闷地对梁丰说，这个徐贵祥过去没听说过啊，你问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作品？梁丰把这话转达给我，自然大喜，因为我从军并写作13年来，还没有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过一篇作品，作为一名军艺文学系的学员，这是很让人尴尬的。
后来的情况是，我的短篇小说《一段名言》拿给陶主编不久，就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作为头题发表，几个月后，《弹道无痕》又在该杂志头题发表。1995年初春，我被告知，中国作家协会属下的中华文学基金会，为了扶持青年作家，出资为没有出过书的青年作者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集，我的《弹道无痕》等小说，被选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5年卷小说序列，即将作为小说集出版。
这个消息于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那一届军艺文学系学员，很多人在入校之前或入校不久就闪闪发光了，而我来自野战军基层部队，没有读过多少书，没有受过系统的创作训练，写作主要靠经历和经验，哪怕在一个知名度很低的刊物上发表，都会沾沾自喜。出书的事，我当然想过，但是认为很遥远，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后来得知，军队文艺界的韩瑞亭、朱向前和陶泰忠都是丛书的编委，无疑，他们再一次帮助了我。
韩瑞亭在《弹道无痕》的编后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粗犷豪壮，雄健洒脱，带着金戈铁马的阳刚之气，是作者写军旅生活的明显特点。他表现军营和军营生活，往往取正面强攻这类难点较大的角度，却仍然能将单调谨严的军营生活写得情趣盎然，神采飞扬……”
在这篇文章里，“正面强攻”第一次出现了。不知是我本来就积蓄了“正面强攻”的力量，还是韩副社长的预言唤醒了我“正面强攻”的创作自觉，这四个字，已然成为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主要路径和姿态。此后20多年，我写过十几个长篇小说，朱向前、黄献国、张志忠等老师先后撰文对我予以肯定和批评，朱向前老师在一篇文章里告诫我，“今天，多一部少一部作品，对于徐贵祥来说意义已经不大了，他应该有一种自我要求，一种对当下军旅文学楷模的担当精神”，对于这个告诫，我深以为然。
2020年，我出版了《穿插》和《伏击》，得到了一些好评，譬如“做民族魂的书写者”、“在礼赞英雄的道路上独树一帜”、“正面强攻的坦克继续前行”等等，有人认为它们是《历史的天空》的升级版。当然，也有很多善意的批评和提醒。回想我的创作经历，一路走来，总有良师益友相伴，他们发现了我的优点，也警告了我的缺点；他们放大了我的成绩，也纠正了我的痼癖动作；他们或在明处，或在暗中，引领我不忘初心，保持本色，缓慢而顽强地前行。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有今天的进步——此为后话。
1995年春末夏初，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北京地安门西大街67号文采阁内，举办了“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新闻发布会。我们十几个青年作者春风满面，踌躇满志，轮番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好像我们这些人真的要在21世纪照亮中国文学的天空。很多细节我记不得了，但是有一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好像是会后饭前，丛书出版委员会主任、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张锲把我们这些“新星”叫到办公室，跟大家讲，要珍惜“21世纪之星”的荣誉，要亮就亮出斤两。
▲《穿插》，徐贵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成为一颗“星星”，让我更加自信了，随后我进入创作的旺盛期、喷发期，将近十年内，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业余写了《仰角》《历史的天空》等长篇小说。前不久得知，中华文学基金会编辑出版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培育的文学新人，迄今已有29人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还有几十颗“星”，在各级文联或作协担任主席和副主席职务，这些同志不同程度地活跃在中国文坛上。这个事实表明，张锲同志那句“要亮就亮出斤两”的愿望，一定意义上已经实现了。
在我们那一批“星”中，张锲对我是高看一眼的，在几年后的“庄重文文学奖”评选活动中，张锲为我力争，说，徐贵祥马上就到40岁了，再不给他，这个奖就同他无缘了。当时我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个奖，还是几年以后，听同事董保存说了这次评奖的事。
2004年11月，张锲同志带领几个作家到大别山区送书——“育才工程”，中华文学基金会品牌公益项目之一，我也有幸随行。就是那一次，我得知《历史的天空》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辗转路上，我很想向张锲同志打探一下消息，但是最终我没问，他也没说。事实上，那时候我对获得茅盾文学奖不抱太大的希望，只是活动结束后顺便回老家一趟，在祖坟前哭了一场。为什么哭，是祈求祖宗保佑我获奖，还是觉得入围已经很光荣了，算得上祖坟冒烟了，可以到此为止了，我说不清楚，估计是后者居多。
2020年，我离开了军队文艺教育的工作岗位，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经历回忆往事，特别是回忆那些帮助过我，并且不求回报、一再帮助我的人。近半年几次路过文采阁，每次都会产生很多联想，每次都会产生一丝愧疚，这些帮助过我的人，我给过他们什么？我想到文采阁张锲同志的办公室看看，我想说一句感谢的话，可是我找不到他了，张锲同志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当然，要说完全没有回报，也不是很准确。有几件小事，也算是我对他们回报的一种方式。一件是汶川地震之后，我悲愤交加，头脑一热，在一次大会上宣布，灾后重建，重在人才，人才成长，重在教育，为了尽快实现灾后重建，我个人捐款20万元人民币——我当时并不富裕，至今仍然，这笔钱的主要部分是借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出版社预支的稿费。受到这笔捐款扶持的青年，已经成才，很多人回到家乡工作，他们又在帮助别人。我的书柜里保存着他们的几十封书信。
还有一件事，在上述捐款之外，我和作家裘山山共同资助的一名女生，已经成长为一所职业学校的校长，回过头来做了很多善事，譬如资助孤寡先生、扶持失学儿童等等。
第三件事是，从2007年开始，我当年的老师屡次推荐我回母校工作，2012年年底我终于回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一干就是八年，从文学系主任到文艺创演系主任，我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那些学生，又在辽阔的原野上培养新的文艺骨干。
或许，我们代代薪火相传，把爱心传递下去，把帮助进行到底，正是那些有恩于我们的人最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