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日凌晨2点24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研究泰斗、土地经济学的拓荒者张薰华先生逝世，享年100岁。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张薰华就居住于复旦九舍，就在去年，他刚刚度过了从教75周年纪念。如今他和曾经的邻居苏步青先生、谈家桢先生同样，化为天上的星星。
他是国内学术界第一个提出“土地批租”的学者。66岁时，他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关于土地问题的研究手册《土地经济学》。他研究《资本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有效解决了许多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他以“贱尺璧而重寸阴”为座右铭，坚持“尊重科学而不做风派”的学术原则；他在八十余岁高龄时仍坚持为本科生、研究生上基础学位课，从不间断……
张薰华，1921年生，江西九江人。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
“贱尺璧而重寸阴”一直是他的座右铭。他这一生简朴的生活和丰厚的学术成果都是这句话的最好写照。
见证了一个时代力中国人的挣扎与奋起，他一辈子的研究都聚焦国计民生
谈及张薰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陈诗一的一句话让记者印象很深刻：张先生的研究是“尽人所未尽，赢人所未赢”。
“国破家亡、颠沛流离”，是少年张薰华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代中国人的普遍命运。出生于1921年的张薰华，见证了一个时代里中国人的挣扎与奋起，因而，他的研究永远聚焦国计民生，哪怕要冒个人风险。
1921年的最后一天，张薰华出生于庐山脚下，幼年母亲早逝，父亲任职在外，只能依靠当中医的祖父艰难生活。“我的祖母、姑母都死于抗战逃难途中，一位姑父直接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我的家庭深受国破家亡的灾难。”张薰华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与所有热血青年一样，怀抱着“抗日救亡”的强烈心愿，参加各种救国活动。194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样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的研究必定关注现实民生，必定走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道路。
那是1982年，张薰华在编写《资本论》第三卷的《提要》时，注意到地租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既然土地所有权转化而来的级差超额利润由社会转来，就应该还给社会。社会由国家代表，土地就该国有，并由地租来实现国有权属。
结合自己的认识，张薰华撰写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于1984年4月在广东港澳经济研究会上提交，此后发表于《中国房地产》第8期。
彼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上海，正面临城市发展的迫切需求。张薰华的这篇论文很快引起了上海市委研究室的关注。随后，张薰华应要求为市委《内部资料》撰写了《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此文上报中央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要求再作补充，是以有了第三篇 《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该文由中央下发到各省、市领导机关，引起广泛关注。
三篇文章表达的是一个观点：土地属于国家，只能出让使用权，不能出卖所有权。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土地的使用为价值规律所调节，而价值规律又通过价格表现出来。在较优等土地上经营商品生产和流通，会带来超额利润，因此，级差地租应该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
张薰华建议，可以借鉴香港土地制度，实行新的土地政策。
1987年10月，全国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深圳召开，张薰华又提交新作《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这次，他以上海为起点，并将眼光放至全国。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第十条第四款中补充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自此，土地批租的概念深入人心。
后来论及这一学术贡献，张薰华只是淡然地说：“我很高兴，我的研究成果对政府有用。”
结合学术研究，张薰华还曾提出过上海土地使用中的相关建议。这些建议，也逐步得到采纳，成为现实。譬如，建议上海郊区土地不以种粮为主，种蔬菜、植水果、饲禽畜、养鱼虾，让农民迅速致富；建议以契约形式规定用地单位保证一定量的人均绿化面积，禁止企业超标排污，规定不得开采动用或破坏地下资源等等。
他从来没有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当作教条，而是当作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科学方法
在他的同行和学生眼中，张薰华是潜心治学、锐意创新的理论家。正如他自己所说：“科学按其本性来说承认事实和规律，它不崇拜任何偶像，它使人们厌弃迷信和愚昧，勇于探索、开拓和创新。”
也正是因此，张薰华崇尚以科学创新精神研究经济学。1980年，张薰华在钻研《资本论》的过程中，发现马克思在计算中有一些错误。经过整理和校验，他在当年就发表了论文《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这也是中国理论界第一次有人指出《资本论》中的失误。一时间，国内学者纷纷撰文反对或质疑他。张薰华对各方意见一一研究思考，并给出了答复，在坚持正确论点时，他也对个别不妥之处虚心校正。用陈诗一的话说，“他没有把《资本论》当教条，而是当作能够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科学方法。”
张薰华还将他的成果带到讲台上。上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提出教授博导必须上讲台，但是，张薰华从来没有离开过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讲台。直到2000年，80高龄的他仍在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的大教室，为200多名学生同时讲授《资本论》。
学生肖淼在2003年时，目睹了先生以83岁高龄在四教讲台上为经济学院本科生授课时的风采，“他教导我们，根基牢固，方可枝繁叶茂”。
张先生的课和考试，都是让人“害怕”但更让人享受
不仅教学严谨，张薰华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肖淼回忆道，“我入学后常常听闻学长谈到，最令大家胆战心惊的是张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考试，虽然是口试，但是给定100道题范围，必须以抽签形式进行。两次答不出，就得补考；再考不出，毕业前还有一次机会，如果还考不出，就毕不了业了。这门噩梦般的考试，在很多学生毕业多年后再回忆起来，则是大家印象最深、受益最大的一门课。”
在1977级经济学院校友、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的回忆中，上张薰华的课既让人害怕，也是种享受。害怕，是因为课堂内容深入、方法灵活，学生不容易跟上节奏；享受，则是因为张薰华透彻的思路和精彩的讲解，让人“听得如痴如醉”。
课上，张薰华严肃认真，课后，张薰华亲切负责，朱民如今依旧记得他用“两个圆圈”解惑的事情。
大学二年级，朱民在复习考试时，对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方法逻辑产生了困惑，便直奔张薰华家中求解。热情招待后，张薰华在书桌上用手指画了一个由小到大的圈，解释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扩张和丰富的逻辑，使全书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张薰华解释，这就是“思维具体”。接着，张薰华又画了一个由大到小的圈，返身解释了“具体思维”的逻辑思路。一番开导使朱民顿时豁然开朗。
那一天晚上，朱民兴奋了好久，还是迟迟不能入睡。“两个圈圈”反复出现在脑中，奇妙而又神奇，而“圆圈”中深奥的逻辑也随之透彻贯通。对张薰华的教诲，朱民直言：“幸福。”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任远在复旦硕士和博士时修读过张先生的资本论脉络和生产力经济规律的课程，惊叹于“圈圈的圈圈”的逻辑之美。还记得当时考试面试，张老师问任远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人地关系的冲突”，任远说：“我记得当时说要依靠技术进步，张先生又说‘技术进步会带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进一步减少劳动力的需求怎么办？’我当时就答不上来了。”那时候张先生已经70多岁了，任远说：“先生的思维缜密细致、为人谦虚友善的学者品质，于后辈永远都是榜样。而张先生在理论上的不断突破、转向、再突破，其后关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关系的认识，也令人钦佩。”
图片来源：复旦大学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