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好友史学家刘修明先生于2021年2月17日驾鹤远去，史学界失去了一位极具才华和影响力的学者。生老病死，世事无常，但他的远去却令我悲伤不已，难以释怀。
刘修明先生35周岁时留影(摄于1975年)
刘修明与我亦师亦友。我们相识于四十七年前1974年的上海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那年我23岁是学员，34岁的他是年轻的研究人员。196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进入历史所工作，此后不久，便在《解放日报》头版上发表史学长文，随之被《红旗》杂志转载，展现了他思维敏捷，长于撰文的才华。当年他給我印象是修长身材，白质肤色，鼻梁上架着一副素色眼镜后那睿智灵动的眼神，风度翩翩，文人气质，尽显本色。他勤奋好学，才华横溢，史识精湛。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凭自己笔头快、能写的特长，接连在全国史学权威杂志《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的原因》《两汉的历史转折》等三篇长文章，接着又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七八篇学术论文，这在上海史学界是比较罕见的。因为这些论文主题围绕秦汉史，使得他在秦汉史研究方面的声誉越来越高，赢得了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的职务。
我的恩师、历史所原所长方诗铭先生，在我面前也曾夸刘修明思维敏捷、有学识、文笔好。刘修明确实是位很有才识的史学家，也是一位为人真诚谦和，平易近人的学者。我和他一见如故，很谈得来，所以即使我离开历史所后，我们也是联络不断。在上海史学会开会或学术研讨会议上，我们都有聊不完的话题和共鸣感。他任上海社会科学报常务副主编期间，还多次邀我为他报纸撰文。这种友情直到我们退休后还不退色始终保持着。晚年我们碰头或在电话中聊得最多的也是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话题。近几年他因年老又患帕金森病，手脚不便了，好在脑子依然清晰、思维敏捷，不忘读书和思考。我们经常电话交流，互相问候和推荐读经典，甚至还联手撰文。2019年10月7日我们联合署名发表了《董其昌其人其事》长文，很受好评。我们不忘互赠签名本，保持交流，也让我了解和熟悉他在史学研究上的惊人成果。
刘修明先生(左一)与作者合影
他著作甚丰，其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当数三本书：一是《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的编纂和出版工作。它是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珍贵资料集。二是历时8年，他主编完成大型通俗图书15卷本《话说中国》。这套书对我国各朝各代的社会、文化、经济都有涉及，非常全面，既有影响时代的事件和人物，也有经济、文化层面的有趣故事，可读性强，启迪心智，是便于大家接受的历史书。三是“十年磨一剑”，撰写了一部上自西周，下及明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发展、作用及其分化、衍变史的《儒生与国运》。他在《自序》中说：“这是一本有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著作，又包含着为近现代知识分子寻‘根’的意义。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之悠长曲折以及他们的东方特色，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实使人追溯历史，对尘封史籍的翻检又会反馈现实，引发历史与现实的共振和反思。中国有句老话叫‘斯文一脉’，相当准确地表述了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内在联系。我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现实，归结于当代知识分子。”可见，刘修明撰写这本书，不仅是一项学术研究，更是一项富有现实政治意义的研究工作。他力图通过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分析和发展轨迹的探索，尝试着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找出一条富有思想启迪的发展道路和做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他曾多次对我说这本书是他花费精力最大、几乎耗尽数十年个人史学研究的积累、最珍爱的著作，也是他多年倡导“理论、历史、现实，三者一定要紧密结合”治史理念代表性史学经典。
来源：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