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升斋随笔》是凤凰出版社精心打造的学术名家文化随笔“凤凰枝文丛”系列中的一本，共收入作者荣新江老师的学术随笔31篇，按中外关系史、西域史、敦煌学、吐鲁番学、中古史五个不同领域排列。从自序可知，写作有两个学术背景，一是中国古典学术的“随笔”传统，一是西方现代学术的书评（Review）制度；如果将纳入本书的文章加以归类，读者自会发现，后者对作者的影响更为深远。
以下就笔者的浅陋理解，谈谈由本书所见作者的治学路径与学术工作。
新材料和新问题，是构筑一时代新学术的两个最重要的支柱，寅恪先生在此不偏不倚地提示给我们。这个提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它的生命力。遗憾的是，中国的学术界却走向两个极端：或则追求材料，或则空谈问题(《中西学术名篇解读·陈寅恪卷》)。
他认为，“新材料”与“新问题”不仅是1930年代中国学者的极致学术追求，置诸当今之学术语境，仍为至理名言。“新材料”与“新问题”，也正是作者多年来坚守的治学路径。
北大中古史中心图书馆最东边有一间单独辟出的资料室，房号315，放置的都是大部头研究资料汇编，有国内外各大馆藏敦煌文献、敦煌石窟全集，1980年代以后出版的石刻图文编，各类考古报告等，品类齐全。新入学或修读荣新江老师敦煌吐鲁番课程的研究生，一般都会接到进入315系统翻阅英、法、俄、国图藏敦煌文献的任务。后来大家知道，315其实就是荣老师心目中的北大图书馆219房间。
在本书中，作者追忆了1980年代初自己作为本科生“闯入”敦煌学的契机：高校恢复科研、教学后，在季羡林、周一良、宿白、王永兴、张广达等先生的推助下，在中古史中心主任邓广铭的支持下，北大历史系开设了敦煌学课程；而北大图书馆也专门为敦煌学开辟了一间研究室，即219房间，把英、法、北图藏敦煌写卷的缩微胶卷及500多种中外文敦煌学图书集中起来，供有志于此的师生使用（139—140页）。作者作为学习委员，掌握着219的钥匙，并负责为调查资料的师生摇缩微胶卷，因着这样的机会，他饱览了室内几乎所有的敦煌学著作，并将缩微胶卷前后过了三遍。
1984—1985年，作者读研究生，经张广达先生介绍，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从欧洲知名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教授进修；他用了近两个月时间，独自走访伦敦、巴黎、柏林、不来梅、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等地，调查和收集流散欧洲各个角落的敦煌、新疆出土文献，进展比较顺利，唯在赫尔辛基大学遭到拒绝，未得见Mannerheim Collection。本着做学问的彻底性（Gründlichkeit），1990至1991年，作者到大谷文书的收藏单位——日本龙谷大学访问，在东京、京都、奈良等地调查中国西北出土文献，并向百济康义了解赫尔辛基、伊斯坦布尔所藏吐鲁番文献的情况（204页）；1991年，复由日本转赴伦敦，从事英藏S.6981—13677号汉文非佛教写卷的整理与编目工作（133页），期间还走访了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法国国立图书馆，调查俄藏、法藏敦煌文献。
此后，作者继续考察，于1996年访问德国，调查柏林所藏吐鲁番文献；1996至1997年初访问美国耶鲁大学，调查北美散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7年访问法国，调查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就这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作者成为为数不多的走访过英、法、德、俄、日五大海外敦煌吐鲁番文书收藏地的中国学者。他曾总结这段海外调查经历：这个过程有不少心酸的经历，但也有许多收获的乐趣，比如在英国图书馆比定出《列子》残片的时候（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序》，1996年）。
国内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以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为标杆，但此后吐鲁番地区考古所得，多未能以图文对照的文献合集形式问世，而国外收藏品亦有相当数量未得刊布。作者曾在各种场合呼吁文物部门、出版社和学者共同努力，尽快整理出版国内外收藏的吐鲁番文书，以便更多学者加以利用；而他真正涉足吐鲁番文书的全面整理，则是在承担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后。
在本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编撰感言》篇，作者对整理经过进行了回顾：1997至2006年，吐鲁番文物局先后清理了洋海、阿斯塔那、巴达木、木纳尔等墓地，加上历年征集，所得古代文书多达300余件；2005年北大中古史中心与吐鲁番文物部门达成合作协议，由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三位先生负责，组建“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以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团队确定的吐鲁番文书整理规范为指导，按照最高的学术标准作业；经过读书班释读，核对原卷并进行拼接、缀合、复原，录文初定、撰写论文，据论文改进录文、定名，召开定稿会、向专家请教完善，图文最后对照的工作流程，于2007年完成了这批文书的整理工作；与中华书局合作，最终呈现给学界一套大八开、全彩版、上图下文、释文定性准确的高质量出土文献整理本《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相比，得先进出版技术之助，《新获》不仅提供了所有文书的高清彩版照片，还实现了释文的激光照排，成为新时期纸本出土文献整理的新标杆。2010年，该成果获得中国出版界的最高奖项——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14—231页）。
凭借《新获》的整理出版经验，近年来，作者在持续推动海内外大宗及流散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刊布，2021年新发表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回流旅顺博物馆的26000多片文书，最终成果《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以大八开、全彩版、35册大型出版物的形式呈现（中华书局出版）；而尚待发表的是海内外散藏吐鲁番文献中非佛教材料的合集（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中华书局待版）。
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耗时而艰辛，作者曾提及，“要知道给那些没有前后文，甚至只有半句残文的纸片一个确切名称，谈何容易”，“如果我们只做研究，完全可以选择较完整的文书，不必为一个、半个字去耗费精力”；但他仍选择承担起吐鲁番文书的整理，认为“做学问的人总喜欢探索未知领域”，这是“接受了一项人生的挑战”（《〈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序》，2010年）。在笔者看来，这是作者从搜求资料到整理发表资料的转型，通过这一转型，他不仅将个人“穷尽新史料”的治学目标推向纵深，亦为学界认识、了解新史料，搭建了一架津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陈寅恪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取用新材料”以预流的学术主张，曾经被部分青年学人误读，在学界引发片面扩张新材料而不读基本书的不良风气，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贺昌群先生就曾有这样的反思:
我想入流与不入流，有时亦不在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所以尤在要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然后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所以学术的思考上也有入流与不入流之别（《历史学的新途径》，载《中学生》杂志第61期“研究与体验特辑”，1936年）。
本书作者用敦煌文书治敦煌学起家，曾经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在新史料的调查、搜求、整理工作上，不少人称他为“出土文献整理专家”“文献学家”，而他却以新史料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如贺昌群先生所言，勉做一名“入流”的历史学家。21世纪初，当敦煌学的主要学术资料基本问世，而写本研究走向“内卷化”之时，学术界弥漫着“敦煌学还是学术新潮流吗”之问；作者在多种场合正面回应这种质疑，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大声呼吁敦煌学要思考新问题。他说，敦煌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问，从学术发展上，不宜自限边界，应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利用新的理论与方法，来开发新的课题，提示了女性史、医疗史、书籍史、民族史、家族史等众多可开掘的研究领域（134—136页）；2019年在给《光明日报》做敦煌学研究回顾时，他再次提出从今天学界关注的社会史、医疗史、丝绸之路等新视角来解析敦煌学学术资料（183—184页）。
当然，作者提倡新的敦煌学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自2000年起，他将自己从文献到历史、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理念传递给在北大问学的一些研究生，指导他们根据敦煌文献，采纳后现代史学的视角，结合多学科理论，阐释“新敦煌学”；孟宪实关注敦煌的民间结社，余欣研究敦煌的民生宗教社会，史睿、余欣讨论敦煌写本与知识传播，姚崇新、王媛媛、陈怀宇、刘屹分别讨论祆教、摩尼教、景教、道教信仰对敦煌社会的影响，皆出自作者的学术影响。而为了向学界集中展示这些研究成果，作者又领衔组稿，历时四年，编成一套21本的敦煌学研究丛书，名之曰“敦煌讲座”。这套丛书借助全新的学术视角、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呈现了新世纪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准，全面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敦煌文献学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讲座敦煌》（详本书《从〈讲座敦煌〉到〈敦煌讲座〉》，159—168页）。
必须说明的是，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开展历史问题研究的学术传统早就存在，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最为关注的话题都是中央王朝的制度，总体的研究思路是借助敦煌吐鲁番文书讨论举国的政治、制度、法令，如用纸本户籍、手实、计帐、差科簿等论证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差役制，用府兵番上和征镇名籍探讨唐代的府兵制与募兵制，用出土律、令、式残片探讨大唐帝国的法律制度；而出土材料自身的价值，往往被忽视。作者在由文献整理走向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敦煌吐鲁番文献产生于西北边地，记载下层、少数族群生活，反映基层社会运转的实际情况，因而提倡利用“原始材料”，展开地域历史的研究，重构边陲的社会风景。
近年来，作者将新史学话题的训练场自敦煌吐鲁番扩展到长安，以读书班的形式，带领隋唐史专业的学生阅读《两京新记》《长安志》等长安文献，同时也关注隋唐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检索西安出土的海量唐人墓志；但目的不仅是进行传统的长安坊里住户增订，主要是基于都城文化的多元性，相关资料的丰富性，来开展社会史、性别史、医疗史、物质文化、宗教信仰、日常生活、历史记忆等新问题的研究，从而走出隋唐史研究的新路。自2001年至今，“长安读书班”（又称《两京新记》读书班）的成员以都城为舞台，从自己的研究领域解读“长安”，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集中发布于《唐研究》的三个研究专号上（2003、2009、2015年）。尤其难得的是，作者自己的一些学术篇章，如《女扮男装》《从王宅到寺观》《〈清明上河图〉为何千汉一胡》《唐长安城的甲第及其象征意》等（大多收入其《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2009年），也都诞生于长安读书班的活跃学术氛围中。他说，读书班上大家谈李欧梵的《上海摩登》、李孝悌的《恋恋红尘》，启示我比较古今城市的异同，因而思考城市的“近世化”问题，关注长安城市的公共空间。
无论是敦煌、吐鲁番，还是长安，随着区域性文献资料的不断积累，地域社会史正日渐成为推动中古史研究的一个强有力的视角（参作者为拙著《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所作《序》，北京三联书店即刊），相信作者所提议的“新领域”“新问题”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学术同道的关注与践行。
来源：文汇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