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升斋随笔》是凤凰出版社精心打造的学术名家文化随笔“凤凰枝文丛”系列中的一本,共收入作者荣新江老师的学术随笔31篇,按中外关系史、西域史、敦煌学、吐鲁番学、中古史五个不同领域排列。从自序可知,写作有两个学术背景,一是中国古典学术的“随笔”传统,一是西方现代学术的书评(Review)制度;如果将纳入本书的文章加以归类,读者自会发现,后者对作者的影响更为深远。

以下就笔者的浅陋理解,谈谈由本书所见作者的治学路径与学术工作。

新材料和新问题,是构筑一时代新学术的两个最重要的支柱,寅恪先生在此不偏不倚地提示给我们。这个提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它的生命力。遗憾的是,中国的学术界却走向两个极端:或则追求材料,或则空谈问题(《中西学术名篇解读·陈寅恪卷》)。

他认为,“新材料”与“新问题”不仅是1930年代中国学者的极致学术追求,置诸当今之学术语境,仍为至理名言。“新材料”与“新问题”,也正是作者多年来坚守的治学路径。

徐畅|穷尽新史料、研求新问题 ——读荣新江《三升斋随笔》-LMLPHP

北大中古史中心图书馆最东边有一间单独辟出的资料室,房号315,放置的都是大部头研究资料汇编,有国内外各大馆藏敦煌文献、敦煌石窟全集,1980年代以后出版的石刻图文编,各类考古报告等,品类齐全。新入学或修读荣新江老师敦煌吐鲁番课程的研究生,一般都会接到进入315系统翻阅英、法、俄、国图藏敦煌文献的任务。后来大家知道,315其实就是荣老师心目中的北大图书馆219房间。

在本书中,作者追忆了1980年代初自己作为本科生“闯入”敦煌学的契机:高校恢复科研、教学后,在季羡林、周一良、宿白、王永兴、张广达等先生的推助下,在中古史中心主任邓广铭的支持下,北大历史系开设了敦煌学课程;而北大图书馆也专门为敦煌学开辟了一间研究室,即219房间,把英、法、北图藏敦煌写卷的缩微胶卷及500多种中外文敦煌学图书集中起来,供有志于此的师生使用(139—140页)。作者作为学习委员,掌握着219的钥匙,并负责为调查资料的师生摇缩微胶卷,因着这样的机会,他饱览了室内几乎所有的敦煌学著作,并将缩微胶卷前后过了三遍。

1984—1985年,作者读研究生,经张广达先生介绍,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从欧洲知名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教授进修;他用了近两个月时间,独自走访伦敦、巴黎、柏林、不来梅、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等地,调查和收集流散欧洲各个角落的敦煌、新疆出土文献,进展比较顺利,唯在赫尔辛基大学遭到拒绝,未得见Mannerheim Collection。本着做学问的彻底性(Gründlichkeit),1990至1991年,作者到大谷文书的收藏单位——日本龙谷大学访问,在东京、京都、奈良等地调查中国西北出土文献,并向百济康义了解赫尔辛基、伊斯坦布尔所藏吐鲁番文献的情况(204页);1991年,复由日本转赴伦敦,从事英藏S.6981—13677号汉文非佛教写卷的整理与编目工作(133页),期间还走访了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法国国立图书馆,调查俄藏、法藏敦煌文献。

此后,作者继续考察,于1996年访问德国,调查柏林所藏吐鲁番文献;1996至1997年初访问美国耶鲁大学,调查北美散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7年访问法国,调查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就这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作者成为为数不多的走访过英、法、德、俄、日五大海外敦煌吐鲁番文书收藏地的中国学者。他曾总结这段海外调查经历:这个过程有不少心酸的经历,但也有许多收获的乐趣,比如在英国图书馆比定出《列子》残片的时候(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序》,1996年)。

国内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以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为标杆,但此后吐鲁番地区考古所得,多未能以图文对照的文献合集形式问世,而国外收藏品亦有相当数量未得刊布。作者曾在各种场合呼吁文物部门、出版社和学者共同努力,尽快整理出版国内外收藏的吐鲁番文书,以便更多学者加以利用;而他真正涉足吐鲁番文书的全面整理,则是在承担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后。

在本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编撰感言》篇,作者对整理经过进行了回顾:1997至2006年,吐鲁番文物局先后清理了洋海、阿斯塔那、巴达木、木纳尔等墓地,加上历年征集,所得古代文书多达300余件;2005年北大中古史中心与吐鲁番文物部门达成合作协议,由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三位先生负责,组建“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以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团队确定的吐鲁番文书整理规范为指导,按照最高的学术标准作业;经过读书班释读,核对原卷并进行拼接、缀合、复原,录文初定、撰写论文,据论文改进录文、定名,召开定稿会、向专家请教完善,图文最后对照的工作流程,于2007年完成了这批文书的整理工作;与中华书局合作,最终呈现给学界一套大八开、全彩版、上图下文、释文定性准确的高质量出土文献整理本《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相比,得先进出版技术之助,《新获》不仅提供了所有文书的高清彩版照片,还实现了释文的激光照排,成为新时期纸本出土文献整理的新标杆。2010年,该成果获得中国出版界的最高奖项——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14—231页)。

凭借《新获》的整理出版经验,近年来,作者在持续推动海内外大宗及流散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刊布,2021年新发表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回流旅顺博物馆的26000多片文书,最终成果《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以大八开、全彩版、35册大型出版物的形式呈现(中华书局出版);而尚待发表的是海内外散藏吐鲁番文献中非佛教材料的合集(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中华书局待版)。

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耗时而艰辛,作者曾提及,“要知道给那些没有前后文,甚至只有半句残文的纸片一个确切名称,谈何容易”,“如果我们只做研究,完全可以选择较完整的文书,不必为一个、半个字去耗费精力”;但他仍选择承担起吐鲁番文书的整理,认为“做学问的人总喜欢探索未知领域”,这是“接受了一项人生的挑战”(《〈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序》,2010年)。在笔者看来,这是作者从搜求资料到整理发表资料的转型,通过这一转型,他不仅将个人“穷尽新史料”的治学目标推向纵深,亦为学界认识、了解新史料,搭建了一架津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陈寅恪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取用新材料”以预流的学术主张,曾经被部分青年学人误读,在学界引发片面扩张新材料而不读基本书的不良风气,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贺昌群先生就曾有这样的反思:

我想入流与不入流,有时亦不在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所以尤在要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然后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所以学术的思考上也有入流与不入流之别(《历史学的新途径》,载《中学生》杂志第61期“研究与体验特辑”,1936年)。

本书作者用敦煌文书治敦煌学起家,曾经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在新史料的调查、搜求、整理工作上,不少人称他为“出土文献整理专家”“文献学家”,而他却以新史料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如贺昌群先生所言,勉做一名“入流”的历史学家。21世纪初,当敦煌学的主要学术资料基本问世,而写本研究走向“内卷化”之时,学术界弥漫着“敦煌学还是学术新潮流吗”之问;作者在多种场合正面回应这种质疑,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大声呼吁敦煌学要思考新问题。他说,敦煌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问,从学术发展上,不宜自限边界,应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利用新的理论与方法,来开发新的课题,提示了女性史、医疗史、书籍史、民族史、家族史等众多可开掘的研究领域(134—136页);2019年在给《光明日报》做敦煌学研究回顾时,他再次提出从今天学界关注的社会史、医疗史、丝绸之路等新视角来解析敦煌学学术资料(183—184页)。

当然,作者提倡新的敦煌学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自2000年起,他将自己从文献到历史、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理念传递给在北大问学的一些研究生,指导他们根据敦煌文献,采纳后现代史学的视角,结合多学科理论,阐释“新敦煌学”;孟宪实关注敦煌的民间结社,余欣研究敦煌的民生宗教社会,史睿、余欣讨论敦煌写本与知识传播,姚崇新、王媛媛、陈怀宇、刘屹分别讨论祆教、摩尼教、景教、道教信仰对敦煌社会的影响,皆出自作者的学术影响。而为了向学界集中展示这些研究成果,作者又领衔组稿,历时四年,编成一套21本的敦煌学研究丛书,名之曰“敦煌讲座”。这套丛书借助全新的学术视角、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呈现了新世纪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准,全面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敦煌文献学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讲座敦煌》(详本书《从〈讲座敦煌〉到〈敦煌讲座〉》,159—168页)。

必须说明的是,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开展历史问题研究的学术传统早就存在,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最为关注的话题都是中央王朝的制度,总体的研究思路是借助敦煌吐鲁番文书讨论举国的政治、制度、法令,如用纸本户籍、手实、计帐、差科簿等论证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差役制,用府兵番上和征镇名籍探讨唐代的府兵制与募兵制,用出土律、令、式残片探讨大唐帝国的法律制度;而出土材料自身的价值,往往被忽视。作者在由文献整理走向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敦煌吐鲁番文献产生于西北边地,记载下层、少数族群生活,反映基层社会运转的实际情况,因而提倡利用“原始材料”,展开地域历史的研究,重构边陲的社会风景。

近年来,作者将新史学话题的训练场自敦煌吐鲁番扩展到长安,以读书班的形式,带领隋唐史专业的学生阅读《两京新记》《长安志》等长安文献,同时也关注隋唐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检索西安出土的海量唐人墓志;但目的不仅是进行传统的长安坊里住户增订,主要是基于都城文化的多元性,相关资料的丰富性,来开展社会史、性别史、医疗史、物质文化、宗教信仰、日常生活、历史记忆等新问题的研究,从而走出隋唐史研究的新路。自2001年至今,“长安读书班”(又称《两京新记》读书班)的成员以都城为舞台,从自己的研究领域解读“长安”,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集中发布于《唐研究》的三个研究专号上(2003、2009、2015年)。尤其难得的是,作者自己的一些学术篇章,如《女扮男装》《从王宅到寺观》《〈清明上河图〉为何千汉一胡》《唐长安城的甲第及其象征意》等(大多收入其《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2009年),也都诞生于长安读书班的活跃学术氛围中。他说,读书班上大家谈李欧梵的《上海摩登》、李孝悌的《恋恋红尘》,启示我比较古今城市的异同,因而思考城市的“近世化”问题,关注长安城市的公共空间。

无论是敦煌、吐鲁番,还是长安,随着区域性文献资料的不断积累,地域社会史正日渐成为推动中古史研究的一个强有力的视角(参作者为拙著《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所作《序》,北京三联书店即刊),相信作者所提议的“新领域”“新问题”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学术同道的关注与践行。

来源:文汇原创

02-26 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