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
周原冰（1915—1995），伦理学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奠基者之一。原名周元斌，安徽天长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育处处长兼秘书长、《学术月刊》总编、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曾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伦理学会会长。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着重研究共产主义道德，提出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合力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结构、四条基本原则和三个发展阶段等理论。著有《共产主义道德通论》《谦虚与骄傲》《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道德问题论集》《道德问题丛论》等。
周原冰仅有初中学历，年纪轻轻就参加了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在革命队伍中自学成才的土教授。”正是在“文武相兼”、实际工作与理论研究并举的革命实践中，周原冰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锤炼了探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坚毅不拔的精神。
尽管没有高学历，但周原冰自学成才，结合实践不断思考，笔耕不辍，留下了26种专著和近300篇的论文和杂文。其主要著作有《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青年修养漫读》《谦虚与骄傲》《谈忠诚老实》《论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学习观点与学习方法》《碎弹集》《略论又红又专》《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道德问题论集》《道德问题丛论》《共产主义道德通论》等。
| 因工作需要，阅读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 |
周原冰原名周元斌，曾以石梁人、周剪秋、省三等为笔名。他是安徽省天长县石梁镇人，1926年考入天长第一高等小学，1929年考入天长中学，1932年在天长中学毕业，留校当书记员兼图书管理员。
与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相似，周原冰的学术兴趣和学问方向的萌芽发展，也是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不可分的。1934年4月，周原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自此走上革命道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参与组织天长战时青年训练班和天长青年救国会（任理事长），推动创办多种抗战刊物，宣传和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后来又到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参加“沪南青年救亡团”，曾以笔名周剪秋在《中日论坛》发表有关抗日风潮的文章。
1939年10月，周原冰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初奉命到新四军第五支队工作，先后担任天长县民主政府秘书长，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宣传股长、新四军二师五旅政治部统战科长。1943年，调任淮南根据地天高办事处任秘书、党组副书记、书记。1944年9月起，先后担任高邮县长、淮南路东专署财经处长、副专员、代理专员等职。
淮南建设专门学校1946年1月在淮南根据地淮南公学政工班基础上扩建之后，周原冰担任校长。该校设民政、司法、财经三个专业班和一个青年普修班，学员400余人，学制半年。1946年6月，因解放战争爆发而停办。
1947年，苏皖边区政府行政干部学校并入华东建设大学，周原冰任行政系主任兼总支书记。他曾带一批专家教授撤至大连，在大连期间为掩藏身份，将原名周元斌改为周原冰。此后，因工作需要，周原冰阅读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
1948年6月,周原冰到山东参加潍坊的接管工作,并且参加筹备成立华东大学。潍坊解放后，他担任济南市委宣传部干部教育科科长，并负责文化出版工作。从这时候开始，周原冰对青少年修养与道德问题展开了研究。
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周原冰学术研究生涯的第一阶段。他的第一本著作《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是在大连出的。当时李庚在光华书店做编辑,看到周原冰的一本学习刘少奇同志著作的心得体会的笔记,认为很好，请他稍作改写后出版。出版后随即由香港三联书店翻印,并在日本翻译出版。当时周原冰常被邀请演讲、作报告,给杂志写文章,把这些报告和文章汇编起来就成了他的第二本书《青年修养漫谈》。
| 当代中国对于道德的研究，应该称为“道德科学” |
1949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在江苏丹阳部署解放、接管上海工作，决定上海解放后立即进行党员干部训练，以适应接管旧上海、建设新上海的需要。市委指定刘晓、李研吾、周原冰等负责筹建市委党校。5月下旬，筹建党校的随军南下干部20余人，于上海解放前夕抵达市郊南翔镇，6月12日入城，在新闸路1674弄8号进行建校准备工作。1949年6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成立，周原冰出任教育处处长兼秘书长，实际负责党校工作。
南下以后,周原冰一边忙于党政工作,一边继续理论研究,并将兴趣逐渐集中到道德科学领域。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前，他在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伦理学在我国作为一门学科始建立于上世纪60年代之初,50年代是准备和草创时期。周原冰就是在这一时期真正开始了他伦理学研究的学术生涯,并以其不懈努力和卓著成就成为我国伦理学学科的开拓者。
至1955年,他的《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谦虚与骄傲》等七部著作先后出版。《谦虚与骄傲》再版了8次,重印18次，并有俄文译本和朝、蒙、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语的译本,对党的思想道德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同年出版的《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一书，则标志着周原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研究道德科学原理的开始。
1957年《学术月刊》创刊，周原冰为首任总编。上世纪60年代,周原冰连续在《学术月刊》和《新建设》上发表了《道德和道德科学》《试论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试论道德的阶级性》《阶级性是不是阶级社会道德的共性》《道德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等文章,于1964年收集整理后以《道德问题论集》为书名出版，当时使用的是“石梁人”的笔名。
周原冰在《道德问题论集》的第一篇文章里就明确提出:当代中国对于道德的研究，应该称为“道德科学”而不是“伦理学”。他的阐释为：第一，在中国所谓“伦理”一词的本义就是所谓的 “人伦之理”，而“‘伦’者，等次、差序之谓也”，人伦又称天伦，来源于血亲关系，而后又推及等级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人和人之间有一种由上天或者先天就注定了的主从关系，而 “人伦之理，……就是一种永恒不变之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各种道德学说的基本一致的出发点；第二，在中国封建社会，有关道德的学说，就是统治阶级所谓的“伦常之理”，主要就是维护其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但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已经把道德学说根植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了”，况且“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阶级基础是无产阶级，从本质上讲，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当然也反对封建统治阶级道德。由此，周原冰认为，再以封建伦理的概念来称呼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严格来说不确切，且“很不调和”。
《道德问题论集》集中反映了周原冰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道德科学研究成果，对于道德科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方法，均提出了深刻而系统的论述。此书连印两次，发行了21万册，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没有穷尽了的真理，真理总在延伸 |
周原冰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也是一位真诚的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为我国的伦理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朱贻庭教授语）。周原冰的伦理学思想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而他本人对我国的伦理学研究队伍的建设也倾注了持久的关切。
在我国1952年实行的高等院校系科调整和学科改造中，伦理学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逐出学术界，这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被迫中断。1960年代，潘梓年、于光远试图在中国恢复伦理学学科的时候，周原冰就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李奇、北京大学周辅成等一起被选为骨干，多次参与读书会。“文革”之后，面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观念、新思潮，社会各界开始反思前一阶段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和西方道德价值观念的认识是否激进和偏颇，并开始重新衡量我国现代道德的定位和取向。这一时期的反思在伦理学界引发了许多理论层面的论辩。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和探索进入了空前活跃、繁荣的新时期，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气象。这些历史性的、组织化的进展，都是与周原冰的努力推动分不开的。
1979年3月，周原冰出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他积极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在校党委的统筹领导下，不仅为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在其主管的文科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作出了诸多贡献，使华东师大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得以迅速发展，有些在国内同类学科中还处于领先地位。此外，华东师大的人口研究所也是在周原冰的支持下，由原先的人口地理研究室扩建而成的。
在担任副校长期间，周原冰一手组建了华东师大伦理学硕士学位点和伦理学教研室，兼任教研室主任，并开设了伦理学课程,亲临教学一线，担任硕士生导师，为华东师大伦理学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79年，他又与周辅成、罗国杰共同倡议成立中国伦理学学会，并于1980年在无锡会议上促成了中国伦理学学会的成立。他本人也长期担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伦理学会会长。
在致力于教学和学科建设的同时,周原冰还坚持理论学术研究。他对《道德问题论集》进行了仔细修订，增加一篇《简论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质和基本原则》，于1980年再版。而在此之前一年,他又开始了《共产主义道德通论》一书的写作。
《共产主义道德通论》一书经过长达五年的辛勤耕耘,于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部50万字篇幅的著作中，周原冰对道德的内涵、历史发展、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质和实践等一系列道德学科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长期以来，我国的伦理学教科书和论著大都沿续苏联学者施什金在《共产主义道德原理》中建立的体系，在论述“道德范畴”时，几乎都是分门别类地讲“义务” “良心” “善”“恶”等概念。周原冰《通论》的一大突破在于，第一次确立了一个共产主义道德的完整体系，从道德活动过程，从道德意识、道德选择、道德实践三个阶段的有机联系中，来整体性、系统性地考察“道德”。
关于“道德”的定义，学术界向来有不同的理解,许多重大的理论分歧也往往是基于这种不同理解而造成的。周原冰在书中提出了全新的“道德”定义：“所谓道德,它必须是确实反映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时代特征；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民族或一定的社会集团的实际利益和本质要求所体现；是确实从这些实际利益和本质要求中所引申出来的,并为这一定阶级、一定民族和一定社会集团的人们所真实奉行而在实践行动中得到证实的行为规范。”这一定义不仅阐明了道德的根源,更揭示了道德的特质，也体现了作者对道德批判继承的观点。
《共产主义道德通论》可谓周原冰自40年代以来结合具体实践潜心思考道德问题的结晶。他在书中自述：“‘天底’下的路从来都是人走出来的，新路难免‘荆榛和泥淖’，“我将不顾贬斥和嘲讽走我的路!”“文革”期间，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但并未停止思考。周原冰后来在《通论》自序中写道：“正是这严酷的现实，使我一方面坚定了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的信念；一方面发觉了以往许多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论述未必真的全符合客观实际，也未必真的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根据现实生活，重新思考以往的许多观点，“逐步形成了一种似乎系统的看法”，这正是《共产主义道德通论》的雏形。
作为一名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周原冰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也有着谦虚低调的品格。他说：“我只是一个经过风浪、不敢忘记时代要求和自己责任的小卒而已。”他也曾说过：“不愿闲不能闲，闲则生病，不闲则浑身是劲。”《通论》出版之后,他仍以“闲不住”自勉,1991年又有《当前道德理论上的困惑与探索》一书问世，并发表了《道德建设工程学论纲》一文。试图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还计划要写一部30万字的《社会主义时期的道德问题》专著，只是，晚年的疾病阻挡了这一宏愿。
周原冰认为：天底下也从没有穷尽了的真理，真理总在延伸。他的学术生涯一直坚持不懈地走在伦理道德这条“老路”上，而他不停思索，时时推进，为了走好“老路”，又不断向前开辟着学术研究的“新路”。
| 道德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
周原冰是一位坚持理论来自实际、服务实际、指导实际的学者。他从事伦理道德的研究不仅仅是出于兴趣和学问，也与他坚定的信仰和伟大事业紧密关联。他一直强调，道德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他因此最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他强调道德科学是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的学科，“如果置客观实际特别是现实的社会思潮于不顾，那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精髓”。这一精辟的论述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所具有的动态性的特点。他坚持认为：“要把我们对于有关共产主义道德问题的一些认识，运用到道德生活的实践中去加以反复的考察和检验。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不能只是坐而论道，而应该走出书斋，投身到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的道德实践活动中去。”
周原冰也是一位以极高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来自我要求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伟志教授曾在文章中写道：周原冰先生一生写道德、讲道德，他自己更是进德修业、洁身守道的典范。
周原冰曾经写过《论谦虚》一文，表明：“一切知识的获得,虽然自己也尽了一定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群众的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没有群众的帮助,他就不可能获得知识，也不可能获得工作上的成就。自高自大是可耻的。”而他自己也确实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在《共产主义道德通论》出版后，周原冰的学生黄伟合写了一篇批评性书评，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对于这篇书评，周原冰的态度是：“从总的方面说，伟合同志这篇书评是有相当深度的,虽然我对他的批评原则上是不同意的,也仍然乐于推荐给贵刊。”在同期刊布的《周原冰就黄伟合所写书评给本刊编辑部的信》中，他分列四点坦承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样的批评是有益的,利于把问题引向深入。老实说,如果没有伟合同志的批评,这封信所论述的各点就说不出（如果还有一定成就的话)”。
周原冰哲嗣周关东回忆起父亲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是他虽身处动乱年代而仍坚持对自己进行政治启蒙、思想启蒙、理论启蒙和道德启蒙教育的慈父面貌。周原冰的儿媳印象深刻的则是，他冒着酷暑给学生改论文，坚决不肯收下学生抱来解暑的西瓜，以及，在他离休的时候，面对组织询问“有什么要求”时，掷地有声地回答：“我的战友们都牺牲了，我还能有什么要求吗？”
周原冰曾为友人书写一幅关于“义利统一论”的条幅：
义与利,盖皆评论行为之动机与效果者也。所异者只角度之差耳。义与不义,言行为之正当与否；利与不利,议行为之效益如何？已往学者（指马克思主义诞生前的学者）察其异而昧其一致,分割而对立之；以为行为之于他人曰义与不义,行为之于一己曰利与不利；虽两者兼论，乃终不识其本一事物之两方面且相互统一之堂奥。以故,重义轻利者,置义于悬空之境,不能免伪善之讥；重利轻义者,设利于非义之地,不能免市侩之诮；皆无益于国计民生而有碍于社会之发展,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有以误之也。以余观之,义者,利于他人、利于社会、利于子孙后代,无所偏私之大利也；利者,落在实处、匪徒虚言、效益彭彰之实义也。故义为利之质而利为义之基。然非去偏私之心,能溶利人利己于一体而识利人高于利己者,不能达此境。如此而为义利统一论,其庶几乎。
这是周原冰一生专研道德科学所收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者的恳挚的道德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