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统筹考虑“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后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作出的重大调整完善，是着眼于我国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在笔者看来，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有双循环实践，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实现了经济双循环互促发展。因此，比较典型大国迈向经济强国时期的双循环实践经验，立足时代背景归纳国别差异、规律特征和演化逻辑，从中探寻促进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共通性内容及其异质性因素，特别是聚焦导致双循环发展出现困境的重大变革线索，就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可供借鉴的重要来源。
大国经济战略选择，以内循环为主体是必然的战略定位
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国别经济规模、自身发展优势等方面的不同，究竟选择是内循环为主还是外循环为主，却成为许多国家不同的选择，如拉美等国就是外循环为主。但纵观大国经济战略选择，选择以内循环为主体却是必然的战略定位。因此，观察英国、美国、日本这些经济大国，思考它们在20世纪追求经济强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们在各个历史阶段虽然发展主题和战略中心各有不同，但国家战略随发展态势却呈现阶段性推进特征。同时，这些国家在“由大变强”的崛起过程中，均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经济循环带来的互促动力，通过贸易和投资政策的调整，强化资源供给与外部市场的稳定，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经济体系和体制规则。
英国的经验显示，作为首倡单边自由贸易构建国际经济的国家，英国并没有从自由贸易中获得持续利益，不仅带来了巨额的贸易赤字和政府赤字，也成为英国走向衰落的起点。而最终导致国外经济大循环恶化原因则是当其他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严重侵蚀英国自由贸易国家利益的时候，英国仍然坚信自由贸易的正当性，继续实施“光荣孤立政策”，继续与欧陆国家在不对等关税条件下进行贸易，加剧了经济外循环的全面恶化。
美国的经验则显示，二战后美国通过攫取国际贸易中附着在商品贸易上的服务价值，继而在保证低出口统计数值的同时获取了国际贸易经济增长效率。与此同时，美国对内高度重视“内循环”这个主体，通过高科技研发、产业结构升级获得全球竞争优势；对外则高度重视美国标准的建立，通过以美元为重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乃至全球产业标准和经济规则的重建，实现了全球服务国内的经济运行模式。但美国的问题在于，19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国内“重金融轻制造”倾向非常严重，经济空洞化和贫富差距拉大，经济结构的畸形化的实质是内外经济联动的受阻。
日本的经验显示，日本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在二战后通过产业边际扩张完成了产业升级换代。同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淘汰本国落后产业，保持本国产业结构的相对优势，进而保证高效率出口是日本维持低出口依赖度的主要路径。但日本的问题恰恰在于自广场协议之后，外向型经济遭受重创，国内金融改革、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优化没能跟上金融开放和金融全球化步伐，日元国际化也不成功，加上日本固守模拟技术而枉顾数字技术的产业化浪潮，导致国内经济过度空心化、泡沫化，国内国际经济发展遭受双重破坏，两个循环无法有效互动，这才有了失落二十年的说法。
简而言之，历史上的经济大国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如单边自由贸易、计划经济等等）获取全球经济发展主导权，但若国际经济循环脱离国内经济大循环这个主体，或者国内经济大循环脱离实体经济发展这个立足点，被竞争者追赶乃至超越迟早成为必然。因此，笔者认为，在国内国际经济活动双向关联的规律性趋势探讨过程中，充分认知引致一国经济双向循环相互脱节的可能原因，为探究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提供经验借鉴和思路。进一步引申，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根植中国国情，包括对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目标、经济体制特殊性、经济地理规模等等因素的全面考虑。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还需要超越传统经济理论的视角，结合中国国情给予新的思考。
坚持高水平开放视角，全面开启发展新局面
一是坚持高水平开放视角，全面开启发展新局面。只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才有经济外循环问题，但一国经济的外循环与内循环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却是开放经济理论不能简单回答的问题。按照西方经济理论观点，经济开放是要素、贸易、投资、金融甚至货币、财政的全面开放，但实践中这种全面开放几乎从未达到过。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之全球经济规则的天然不平等性，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尝试寻找出一条更适合自己的开放道路。对中国来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席卷全球，中国无论是利用外资的规模还是对外贸易，都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是，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这已成为我国产业安全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制约因素。目前，这种牵制尤其明显地体现在高科技、关键制造业领域的“卡脖子”。因此，我们需要调整到“以外循环服务内循环、以内循环促进外循环”的“以我为主、风险可控”的对外开放路径，把发展重心全面回归到国内经济大循环这一基础上来。因此，遵循新开放经济视角，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安排、节点把握、路径选择、底线要求等进行全面思考，也可以把国内国外双循环的理论关系理解得更透彻。观察视角的转换不仅能够更加适合我国现实情况，促进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新发展格局，还能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借鉴。
坚持新发展经济视角，全面兼顾经济效率与经济安全的双目标
二是坚持新发展经济视角，全面兼顾经济效率与经济安全的双目标。从传统发展经济学视角观察发展问题，基本都离不开“工业化”和“强政府”两个关键词。早期的发展实践表明，这种视角下制定的发展战略，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经济安全方面收效甚微，从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因此，提出新发展经济的研究视角实质是要突出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强调经济效率和经济安全的同时兼顾。从这个视角上思考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时，可以更好理解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可以更好理解供应链产业链属权的经济意义，还可以更好理解国内大循环的经济安全逻辑以及外循环如何才能既提高经济效率又巩固经济安全的机理。由此来看，采用新发展经济的观察视角是适应中国新一轮发展目标和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立足点。
坚持大国经济视角，全面统筹国内发展与国际责任的新要求
三是坚持大国经济视角，全面统筹国内发展与国际责任的新要求。大国经济不仅仅针对经济规模，还在于它的地理因素和人口因素两个方面。因为经济规模大将会使得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和调整具有较高的弹性，无论是国内战略或政策的溢出效应还是国内经济安全的问题都变得非常重要；地理面积大则国内经济发展的回旋与选择空间也会更大，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地方经济协调问题将非常重要，而这一问题对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影响不容忽视；人口因素则涉及到就业、消费、稳定等问题，这又是影响内循环发展的重要因素。显然，在大国经济里，国内问题要重于国外问题。大国经济的经济变量非同质性较强，建立相对完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完善供求体系和国内大循环基础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实际上，解构大国经济特征，包括要素禀赋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市场需求的规模性与内生性、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与独立性、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国际影响的广泛性与关联性等，重点揭示大国经济优势在于内部可循环。以此视角探究新发展格局，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内产业价值链攀升与制造业升级的意义，更好地制定内需主导的制造强国、科技强国、及至创新大国的发展战略。从建设金融强国的角度看，经济大国不仅必须思考如何推进本国货币的国际化，还要探究如何在全球货币和金融系统中取得一定主导权，譬如，需要思考如何建设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如何推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货币发展等问题。同时，大国更需要经济安全，更需要与之匹配的国际责任，这对于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地缘经济互利共赢的合作创新，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更好的指导作用。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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