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教授在《中国（大陆）宗教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一文中将20世纪上半叶的宗教史研究视为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阶段，佛教研究方面列举的学人是梁启超、胡适、陈寅恪、汤用彤、黄忏华，道教研究方面开出的名单是许地山、傅勤家、陈垣、陈国符，皆名闻遐迩，除了傅勤家。
傅勤家不出名吗？似也不是。他的《中国道教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出版，是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道教通史专著。自1980年代以来，又先后收入多个丛书、文库，还在《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大辞海》《道教大辞典》列有专门条目。然而吊诡的是，如此重要的著作，其作者却面目不清、生平不详乃至性别不明。
傅勤家著译颇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撰作有“万有文库”本《道教史概论》，迻译的有“史地小丛书”本《康居粟特考》（原著日本白鸟库吉）、“汉译世界名著”本《腓特烈大王》（原著英国麦考莱），又有和董之学共同翻译的英人柏尔著的《西藏志》。此外，他在1934年7月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新八十六号上发表过一篇《〈道教史概论〉中之新罗花郎》。另有一篇署名傅勤家的《石先生的国文课》，刊发在1934年6月的《十日谈》号外增刊“学校生活特辑”上，那句有名的“细羽家雀砖后死，粗毛野兽石先生”即出于此。此前此后，就极少有相关作品信息。
笔者最近在查阅资料过程中有所发现，似乎可以廓清其面目。商务印书馆1947年8月发行的《东方杂志》第四十三卷第十四号上有一篇傅运森的论文《道教之起源与流布》，顾名思义，分为“道教之起源”与“道教之演变与传播情形”两大部分。比勘傅勤家《中国道教史》，可知两者大同小异，关系甚深。
《中国道教史》章节目录中所涉“诸书所述道教之起源”“道之名义与其演变”“古代之巫祝史”“秦汉之方士”“道教之形成”“道教之神”“道教之方术”“道教之修养”“道教之流传海外”“道教之分派”，与傅运森文的纲目大体符合。具体内容上，两者一为论文，一为专著，论文可以是专著撮述而成的缩略版，引用文献大为减少，而专著也有一些修订和补充。例如道之本义，书中援《论语》《孝经》《老子》诸语为证，文中更引《说文》《荀子》《释名》等。又书中详述道教形成之过程，而文中删繁就简，并片言警策：“自北方之张角，南方之于吉，先后破灭，乃不得不让西方之五斗米道，创立道教之基焉。”
在《中国道教史》第二章里，傅勤家说：“余昔曾编有《道教史概论》，只举大略，似未得一般之注意”，“因即以昔所编之《道教史概论》，加以补充，庶使关怀道教史者，稍有充分之兴味。”从《道教史概论》到《中国道教史》，再到《道教之起源与流布》，我们看到作者运思谋篇的脉络与变异，同时也情不自禁地想问：傅运森到底是不是傅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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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运森，字韫生，一字纬平，清同治甲戌年（1874）十二月生，湖南宁乡人，光绪癸巳年（1893）湖南乡试恩科中式第四十九名举人。而翌年甲午恩科二榜进士第八十七名傅运生，或将两者混淆，其实运生籍贯江西高安，官至户部衙门主事，额外司员。此傅非彼傅，虽然也有人将傅运森写作傅运生，比如顾颉刚的《南洋公学及江苏省立图书馆》。傅运森曾入南洋公学读书，学习科目有英文、日文等，同学有陆尔奎等，该校总办（校长）即日后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就此埋下了傅氏将来在商务印书馆辛勤耕耘数十年的伏笔。他于1914年秋南洋公学同学会换届改选中被选为会长，还在1915年上海创刊的《南洋》第一期上发表过一篇《何梅生先生传略》，追怀手订南洋公学校章的先师何嗣焜（字梅生），誉为“笃行有道之君子”。
1909年8月，傅运森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任编辑，又先后到词典部、史地部、百科全书委员会等处任职。他的工作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参加编写教科书。二是参与编纂辞典，如《新字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特别值得一提的《辞源》。《辞源》由陆尔奎、傅运森、方毅等编纂，1915年出版正编，1931年出版续编，1939年又出版正续编合印本，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词典。方毅《辞源续编说例》称：“傅运森先生尤能始终相助。拾遗订误。获益最多。”三是从1939年起与王云五共同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凡两集40种，在学界影响深巨。四是其他编校工作，如校勘《水经注疏》，校订向达编《高丽现代史》、伍光建编《西史纪要》、卢绍稷著《史学概要》等。
至于傅运森的学术工作，专著方面，他在商务出过《孙中山先生传略》《中华民国》《外族侵略中国史》《民族抗战史略》等小册子外，还有颇负盛名的《世界大事年表》，该书初版于1914年，兼用中西纪年，合纪中外史事，是第一部中外历史年表著作。胡适1923年《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选入“工具之部”；朱我农又将它纳入1925年2月20日《京报副刊》公布的“青年必读书十部”，与《胡适文存》等并列；胡云翼1947年出版的《新著中国文学史》附录中国文学书目举要“工具之部”中也可见此书。
接着看学术论文，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1911年第二卷第十七期有傅运森《秦长城东端考》，1912年傅氏任地学会评议员。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辑，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其中自然科学类收有傅运森长文力作《十二辰考》。东方杂志社编印、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考古学零简》中有傅氏《元西域宗王致法兰西王书考》一篇，但据笔者考索，《东方杂志》1911年第八卷第三号上有孙毓修《元西域宗王致法兰克王书考》，除“法兰克”改“法兰西”外，两文全然相同。孙氏江苏无锡人，缪荃孙高弟，又曾随美国女教士习外文，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辑、译员，与傅运森有同事之雅。这篇论文究竟谁作尚难判定，但此册《考古学零简》同时作为《东方杂志》二十周年纪念刊物，共收有罗振玉、王国维等七篇文章，傅文之前即孙毓修《唐写本公牍契约考》，按常理不应搞错作者。又李思纯《元史学》第一章引用傅运森此文，出处却是《东方杂志》八卷三号。详情如何，有待发覆。
再论译著及其他，《泰西事物起原》《新译列国岁计政要》，均从日文迻译而来，傅运森还加以补述说明。日本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傅运森作序，揭橥书中精义，也指出乖戾之处，并向著者致敬。1925年《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十五号上有何炳松《蒙古史导言并序》，译述英国人霍渥尔特（Howorth）著《蒙古史》梗概，称“所有译名，均经傅运森先生订正”。何氏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与傅运森同是商务编审委员会编审员、大学丛书委员会委员，在《历史研究法》《浙东学派溯源》两书自序中也表达了对傅氏切磋指谬的感荷之情。1925年《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五号上有唐钺《杨朱考》，文中反驳当时学界或以杨朱为庄周说，解释《庄子·胠箧》“十二世”乃夸饰之说，括注“这说是傅纬平先生提醒我的，我很感谢他”，该篇后又收入《国故学讨论集》第四集和《古史辨》第四册。1927年《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一号上有贺昌群《上古哲学史上的名家与所谓“别墨”》，中云“承傅纬平先生的指示，使我十分感佩”，因傅氏相告 “《韩非传》之刑名，实即形名，后世误以法律为刑名，与下文法、术之法重复矣。因《韩非传》注解不明，遂至后人误会”。
傅运森虽非社会活动家，但也算文化圈名流贤达，在不少地方可见其身影。胡适1921年应邀考察商务印书馆，7月18日日记写道：“今天我专访编辑所中的熟人。先看傅纬平先生（运森），他是我家兄弟的老朋友，十二年不曾见着了。”1934年2月9日又记：“到商务看见云五、拔可、傅纬平诸先生。并参观四层楼上的东方图书馆。”傅运森还先后与蔡元培、张元济、王云五等人联署发起《为杜亚泉募集子女教养基金启》《高梦旦先生追悼会启事》《为募集汤颐琐先生赙款公启》，鲁迅逝世后也曾与人合送祭幛一张。但这些记载都像是例行公事，只能见到一个影影绰绰的形象。
傅运森的大致面目已经勾勒出来，再与傅勤家相较，重合度极高。傅运森以编辑谋生，但勤于笔耕，著译多种，基本在商务出版。他也称得上博学的历史学家，尤精于边疆史地、诸子百家。傅勤家懂英、日文，《中国道教史》又颇采日本汉学家小柳司气太、常盘大定之说，作品亦多由商务发行。两者的诸多细节若合符契，更何况还有那篇如出一手的《道教之起源与流布》呢。
至于说傅勤家性别不明，源头在前述《西藏志》卷末的一段话：“本书原名《西藏之生活》，经董之学先生全部译出，付本馆排印，乃甫排及半而遭‘一·二八’之兵燹，后半之译稿全行毁失。因托傅勤家女士续译，即自第十三章末页起，迄于第二十七章，皆傅女士续译者。”
男作家故意用女性笔名者亦复不少，如茅盾用过“四珍”“冬芬”，巴金在白色恐怖时期用过“欧阳镜蓉”，特别标明女士者也不乏其例，如茅盾用“冯虚女士”，赵景深用“露明女士”，孙席珍用“织云女士”等。傅运森（或与商务印书馆合谋）虚晃一枪的“傅勤家女士”，或许并不仅仅是“文人狡狯之笔”。因为该书原译者董之学亦用笔名，真名董维键，湖南桃源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不幸被捕，直到“七七事变”后经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交涉才获释出狱。商务1936年出版该书时大概故意用“傅勤家女士”作为对策。
富有象征意味的是，《东方杂志》1934年元旦发行的第三十一卷第一号，也即三十周年纪念号上，有一栏“个人计划”，共有马寅初、顾颉刚、茅盾等72人出现。其他人均侃侃而谈，展望未来，惟有傅运森称：“不闻上帝有何计划，鄙人凡夫，更有何计划乎！”今日看来，似是一语成谶，傅运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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