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成中将
周玉成是我军的“老后勤”。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是关乎胜利的“生命线”。周玉成受命到东北军区后勤部，直接参与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他专程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粮食、运输、修路、高射炮部队四个问题，受到高度重视。而后，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各项问题也迎刃而解……
到东北军区后勤部任副部长
1950年11月中旬的一天，总后司令部机要室送来一份政务院总理办公室的电报，内容是应彭总要求调周纯全（时任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和周玉成（时任军委总后勤部油料部部长）去朝鲜加强志愿军后勤保障领导工作。
机要秘书祝桂林看后立即送周玉成。周玉成阅后，表情凝重地说：好啊，平江起义时，我就在彭总的直接领导下，后来让我做供给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基本上保证了部队的供应。现在，朝鲜战局严峻，又是同世界上头号美帝国主义侵略军较量，点将到我头上，是对我的信任。
祝桂林回忆说：接到电报的第二天，我随周部长去中南海总后勤部集体办公室上班， 当走到第二道大门时，看到周总理迎面走来，我们立正向总理敬了个军礼， 周总理紧握着周玉成部长的手，非常和蔼而又亲切地说：“玉成同志，彭总来电看到没有？”又关切地问道：“你身体怎样？可以去吗？”周部长非常激 动地说：“看到了。我身体很好，我非常高兴去，坚决完成任务，请总理放心！”周总理高兴地说：“好啊，好啊！现在志愿军的后勤工作非常重要，任务很重啊！你回去后，尽快安排一下，过两天我去沈阳开个会，那时再谈吧。”
周玉成在见过周总理的第三天，急匆匆告别了家人，按战时动员令的速度，乘火车到东北军区后勤部报到。
▲周玉成与家人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前线，拉开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战斗序幕。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同对敌发起了第一次战役。首次作战，共歼敌1.5万余人，将进攻的美军及仆从军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1950年11月6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军诱至预定战场后，对其突然发起反击并取得了第二次战役的胜利，这是扭转朝鲜战局的一次战役，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战略意义最重大的一次胜利。
但两次战役胜利的取得，都让我志愿军付出很大的代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后勤保障的困难。
早在中央军委研究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就认为与美军作战有四大有利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供应线我近敌远，我们在后勤保障上占优势。但战争的发展让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第一次战役，作战地区距离国境仅数十公里，战役进行到第十天，部队推进距离国境170公里时，部队指战员饿饭数天，因为弹药和粮食供应不上而被迫停止了进攻。作战中，运输车辆损失巨大，使物资供应更加困难。美军靠着向朝鲜战场空运大批作战物资稳定后勤保障；又出动大批飞机轰炸鸭绿江上的桥梁、渡口和朝鲜北部的我军交通运输线及集结地区，使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面临着空前严峻的形势。而在第二次战役期间，西线和东线参战部队在缺乏冬装的情况下，冒着零下摄氏40多度的严寒气温艰苦作战，无后勤保障，冻饿减员高达3万人，严重影响了战役的发展；西线则因粮食供应不上而被迫取消了 40军向敌深远后方迂回的计划。
造成抗美援朝作战初期后勤难以保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该说，战前中央军委对物资贮备、后勤保障问题是重视的，对可能的入朝作战，在物资供应方面的困难是有预见的，并提前作了许多努力。志愿军入朝后，日夜战斗在后勤战线上的各级指战员也不断地作出努力，力保战役的顺利进行。由于我军初次出国作战，准备工作比较仓促，后勤组织机构还不健 全，力量不足，加之敌机昼夜袭扰，朝鲜北部道路条件不好，都增加了后勤保障的困难，尤其是我军过去作战，一切物资主要实行就地补充和取之于敌，现在一切都得靠国内供应，后勤工作一时还不能适应作战需要。如此严重的后勤保障困难，不仅影响战争全局，还造成刚刚从南方开往朝鲜 参战的第9兵团因冻饿减员的严酷事实，让刚刚到任的两位我军老后勤也感到问题远远超过以往的后勤保障经验。
据当时的战勤处处长刘益民2009年对回忆往事时说：
周部长是1950年年底，抗美援朝初期，第二次战役开始时来东后的。来了就在一所中学里办公，那里原来是个日本人的女子中学，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的警察学校。周部长这个人很实诚，也很老成，工作起来非常负责。大家都知道周部长是从北京军委总后来的，又是个老后勤领导。志愿军那里要粮、要钱、要被、要衣，都找他要，后来要汽车，要油料，要司机、也都找他。当时通讯不发达，前方后方联系主要靠发电报，每天电报多得读都读不完，一摞一摞高高的。他是昼夜干，整个战争期间没有休息过一天。
专程到中南海向周总理汇报4个难题
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此役系我军的进攻战。战役发起前，部队并没能得到充分的休整补充，仅勉强补足了弹药，国内运来的粮食也只能满足最低需求的20%。开战后，参战部队急速向南推进，距国内运输线由100多公里一下子延长至500公里外，运输部队完全暴露在敌机轰炸范围内。频繁的轰炸使本来运力就极端紧张、运输方式落后的车队寸步难行，后勤供应根本无法保障，加上通讯落后，作战部队和运输车辆，常常与战区的前勤指挥所和兵站失去联系，情况比第一、第二次战役还糟糕，作战部队再次出现断粮饿肚现象，参战指战员靠临时挖当地百姓窖藏粮食才勉强喝粥维持，部分部队干脆靠吞食生米维持生存。
前方情况传来，周玉成急了，带着计划处处长刘益民，去见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玉成在沈阳军区时留影
2009年采访刘益民时，他说：
这时彭总火了，从前方直接给中央发电报，指示周部长直接去找东北政府主席高岗，但高岗也没有办法了。他没人、没汽车。东北民用汽车都动员上去了。毛主席一开始是叫彭德怀管前方，高岗负责后方，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全面战争，只靠一个区不行。周部长来东北后，向高岗提出，要成立战区军地结合的战勤机构，马上就成立起来了；周部长提出志愿军汽车不够，火车没有，必须调用民工运输，一次东北就动员了民工10万人。每次有问题到高岗那里，都是一下子答应就解决了。但这次周部长提出再次征用地方汽车加强运输就不行了，东北的汽车已经都征用完了。后来政府办公厅秘书长说，佳木斯还有一个汽车学校，刚刚成立，准备培养驾驶员的，还有几十辆教学用汽车，高岗也答应给了，但司机无论如何都没有，高岗让周部长想办法到部队去搬救兵，向全军、全国征用汽车和司机。
从高岗那里回来，周部长拉着我就直奔北京。下了火车一路急行，徒步走到了新华门门口，我问：咱们要找谁呀？周部长说：找周总理，这事非找总理 才行。
在新华门口，警卫通报后，周总理的秘书来接他们并引领到总理的办公室。当时已晚上10点多了，总理刚从外边回来，还没休息，看到周玉成到来有点诧异，随后上前热情地与他握手，请他们落座并张罗倒茶。周玉成简短地汇报了几件当下必须请求总理帮助解决的困难，主要四个问题：
一是粮食供应保障问题，主要是请求全国支援炒面，并特殊配给一定的大米细粮；
二是运输问题，希望能从全国全军范围内调用汽车车辆和司机，加强前线的运力；
三是请求派铁道兵和工程技术人员人朝修公路建铁路，密集运输管网线；
四是建议给后勤运输车队单独配置高炮部队，对抗美机的频繁轰炸，保证运输线畅通，保证后勤供应前送。
周总理还没听完，就拿起电话，请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来一下。接着，又让周玉成把所有要求帮助解决的问题都详细说说。两位首长到后，周玉成又把前方急需大量炒面和请求帮助解决大米等细粮供应的事，重复叙述了一遍。
刘益民对此回忆说：
当时总理的表情很严肃，说：这个问题怎么没有解决呢？为什么没有解决呢？这个问题得解决，前方需要，国家再困难也要解决前方的问题。当场就答应解决这个问题了。
采访时，刘益民特地向我们解释说：
志愿军的粮食原来由东北局负责，战前储备了很多，也前送了很多。东北不产细粮，主要粮食就是高粱米。志愿军上去以后做高粱米饭很费时间，前方提出意见了，这是个大事情，因为做饭时间长，做饭很困难，吃不上热饭。后来解决这个干粮问题，干粮也是逐步逐步解决的。开始就是东北群众干的，并不是哪个人说的。那时生产条件不好，加工饼干，没什么油，太干，天又冷，吃了也不行。群众又做烤饼、面包、豆包、炒面——总之群众能做的都做了，前线零下30多度，冰天雪地，实践证明都不行，后来战士说，只有炒面还能吃，反映到彭总那里，就给东北来电，让送炒面。彭总还特别交代，炒面里要掺黄豆面，放点盐，炒前要洗一洗。这是说的那个用玉米磨面炒的 面，很多麸皮，咽不下去。当时前方需要量很大，调到前方的部队越来越多，东北几乎人人都参与了炒面，但东北全发动了也供应不上，周部长就反映给周总理了。后来总理指示，全国动员炒炒面，我们从北京回来后，看到报纸上登了，周总理自己都亲自动手炒面了，这给朝鲜前线的战士们鼓舞很大。当 时青岛的炒面炒得最好。炒面在前方还是很解决问题的，不用起火，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就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就能充饥，这是开始。逐步，对前方生活供应要求有大米，很多参战部队都是南方来的嘛。但是东北不产大米，怎么办？就给军委总后勤部发电报反映这个问题，总后迟迟没有答复。所以周部长就带着我，直接到北京找总理汇报，一下子就都给解决了。
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至今不能忘记。周部长亲自上北京，给周总理汇报后，志愿军才吃上大米，吃上细粮和一部分营养品，改善了生活。他不亲自找周总理，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不了，就是解决了也没这样快。
那天晚上在政务院总理办公室，周玉成说完了粮食问题，周总理拿起电话打给了聂总，告诉他：东后的周玉成来北京了，我让他明天去找你汇报，把铁道兵的吕正操叫来一块儿听听。然后总理对周玉成说：今天已经很晚了（当时已凌晨3点多了），你先回去休息，明天上午去找聂总汇报一下运输问题，你提出的抽调汽车和司机给志愿军的问题，我要跟杨部长他们再商议一下。至于给后勤运输车队单配高炮部队掩护问题，比较复杂。汽车、高炮都要靠进口，今年向苏联订购武器的计划基本达成协议了，再增加高炮和汽车，还要同刘晓大使商量一下。我们会尽快给你回复的。
总理接着问周玉成：“你已接到通知了吧，过几天在沈阳召开志愿军后勤会议，专门讨论志愿军的后勤供应保障问题，到时候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你先回去休息吧。”周玉成看自己“贸然”来北京见周总理汇报的几件主要大事都有了着落，一路的焦虑和忐忑不安这才有了舒展喘息的机会。
回京后的第三天，周玉成来到总后司令部办公室，向大家告别准备返回沈阳时，恰好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秘书打来的电话，说周总理特意让转告周玉成，困难再大也要从苏联增加进口汽车的数量和进口髙射炮，但要分配到志愿军，武装到后勤运输部队，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希望周玉成回到沈阳，把政务院的决定和决心带给前方，继续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做好志愿军的后勤供应。
就在周玉成回到东北军区后勤部战斗岗位后第二天，1月12日晚，总后勤部召开部务会议，进行详细讨论。15日，将会议结果分为前方供应机构问题、通信联络问题、运输问题、军需问题、军械问题、卫生问题等，报告了周恩来副主席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并很快落实到支援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中。
关于周总理亲自批准进口高射炮组建后勤高炮部队的往事，刘益民回忆说：
周玉成部长那次进京见周总理汇报解决了的大事，还有从苏联进口高射炮和汽车的问题。
当时打的没办法了（指敌机轰炸），前方后勤就想组织自己的高射炮部队，前方的张明远副部长一说，后方的周玉成副部长就拍腿赞成。后勤大规模的组建高射炮部队是从抗美援朝开始的。当时周总理就下了决心，从苏联进口高射炮，成立一个高射炮部队。志愿军后勤组建高射炮部队后，改善了后勤物资运输现状，洪学智司令员后来总结出来的“后勤战斗化”，这是最主要的一笔。
之后，高射炮部队有了，铁道保护了，汽车团也组织起来了，组织了十几个分部。再就是弹药和油料，也是从苏联买的这些东西，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还比较支持，解决了这个事。汽车团组织起来，几个兵站都有高射炮营，高射炮沿途都有，有了高射炮，敌机不敢低飞了。后来空军又参战了，苏联的空军过来了，一部分就驻扎在安东，刘亚楼到了安东，周玉成部长赶过去给安排的。后来有好多次带着我们，到安东现场给解决问题，飞行的、场站的、人吃的、机喝的，要什么给什么，那时候是刘震副司令员负责空军后勤的事，周部长亲自过问安排，空军方方面面对我们东后后勤的工作都很满意。苏联飞机是一开始攻过去的，后来在“三八线”以北，过去了一些，就不敢过去了， 最后主要还是靠我们新训练的飞机，才保障了志愿军的后勤供应。
来源：《我的父辈在抗美援朝中》，王太和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