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文远
恩师雍文远先生离开我们近百日。回想与雍老在一起的日子，他慈祥红润的面容，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谆谆教导，与老同事们郊游回来时的矫健身影，手拿照相机招呼我们一起合影时的喜悦，健步下楼与我们挥手告别……历历在目。
雍文远先生长期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作出过许多重要贡献。1961年，他和姚耐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是我国经济学界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1985年12月，雍文远主编的《社会必要产品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著作1987年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
结合实际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916年10月，雍文远先生出生于四川省渠县，少怀忧国忧民、图强励精之志，因而勤奋好学，刻苦攻读。1937年11月，雍文远考入重庆中央大学经济系。从此，他开始了钻研经济学理论的学术生涯。
1939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笼罩下，雍文远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重庆市沙磁区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3年8月，雍文远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他在硕士论文《庇古和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比较研究》的前言中写道：“资本主义比之封建主义来说，造成了庞大的生产力；但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富裕中的贫困，造成了广大的饥饿人群。”
1947年秋，雍文远抱着亲身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情况的愿望，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就学。当时的课程大都是他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时已经修读过的，因而有时间和条件大量阅读课程以外的书刊。其间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一年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原著。他在威斯康星大学写下的硕士论文《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就是他刻苦学习和钻研马列主义原著后的成果。
1949年1月，雍文远回到了上海。3月，已在国立上海商学院任教授的他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积极参加了迎接解放的工作。1949年8月，上海商学院成立校务委员会，雍文远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并兼秘书处主任。1950年，上海商学院改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取消了校务委员会，改行院长制。孙冶方任院长，姚耐为副院长，雍文远任总务处主任。这期间，他还曾先后兼任该校的财政金融系主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等职。
在从事繁重的教学管理工作和科研工作的同时，雍文远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新经济学会理事、上海市财政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同时，雍文远继续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并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规律性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和中期，他发表了一系列经济学论文。1958年8月，院校调整后，雍文远一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
1958年，政治经济学界开展了以重新认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作用为主题的调研与讨论。1959年1月，雍文远与同事们一起深入工业、农业、商业部门，展开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调研，写出了相关的调查报告。1959年4月，雍文远在上海参加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研讨会，集中讨论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雍老曾在回忆这些活动时谈他的体会：政治经济学研究离不开实践，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实践，理论要从深入现实中得到印证和发展，研究要脚踏实地，从表面一般的事物中寻找经济规律性，进而指导发展实践。
雍文远先生晚年留影
持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
新中国成立后，大学课堂里改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雍文远感到教材中资本主义部分的矛盾分析引人入胜，而社会主义部分平铺直叙，没有矛盾分析，索然寡味。
1958年，正当学术界苦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也正值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一周年，雍文远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启示》一文，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任务和研究方法，都应依据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来一番彻底改造。这是他试图用矛盾分析方法来改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早想法。
1958年，中宣部召开各省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编写会议，要求突破苏联教科书的传统理论框架，总结和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编写适合我国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1959年11月，上海组织了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组。1961年9月，由姚耐、雍文远、蒋学模、苏绍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出版，成为华东地区高校文科政治经济学教材。这是一本力图结合我国实际来探索和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凝聚了包括雍老在内的这一代理论工作者从实践中去探索和把握经济建设规律的艰辛努力。
1980年开始，雍文远就设想，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一本对旧的理论体系有所突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1983年3月，在国务院全国经济学科规划小组召开的规划会议上，雍文远提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被列为全国“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也是在经济理论领域“拨乱反正”中的重大项目。
在该课题列入国家规划以后，雍文远把他所在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主要力量都投入进去，包括李鸿江、袁恩桢等资深专家，以及一批中青年科研人员。雍文远以及整个课题组成员都满怀激情，深感是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学理论的春天。
与50年代末雍文远参与编写的那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不同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社会必要产品论》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商品）、主体经济范畴（资金）、基本经济范畴（社会必要产品，即V+M，劳动者所得和剩余产品价值）的理论核心，进一步以再生产过程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架构体系。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一观点和理论体系是有生命力的。
紧接着，雍文远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又承接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第七个五年规划的重点课题，在社会必要产品论的基础上开展了运行机制的研究。1990年，该课题研究成果《双重运行机制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再探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社会必要产品论》的继续和深化，进一步回答了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各经济主体的相互联系与运行方式，指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无论是经济主体的动力机制还是调节机制都是双重的，即自觉的计划机制与自发的市场机制这双重经济机制共同作用。
回过头来看，从1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1959年中宣部推动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到1985年《社会必要产品论》和1990年《双重运行机制》的出版，雍文远这一代理论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
雍文远先生晚年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