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滕肖澜，女，1976年生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著有小说《十朵玫瑰》《这无法无天的爱》《大城小恋》《星空下跳舞的女人》《规则人生》等，长篇小说《城里的月光》《海上明珠》《乘风》《城中之城》《心居》。中篇小说《美丽的日子》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入选2014年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暨文化名家。曾获首届锦绣文学大奖、《上海文学》奖、《十月》年度青年作家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
与滕肖澜的对话发生在周末的一家咖啡馆里。傍晚时分，刚从隔壁泳池里出水的年轻人、提着购物袋自大卖场满载而归的一家三口、相约着喝点东西聊聊天的“老闺蜜”、抱着电脑独自思考的姑娘……人声喧哗却又互不干扰，桌与桌之间不算宽敞但也足够建立无形的区隔——这样的咖啡馆，今天上海街头的如常风景。
“上海的感觉，是独一份的。”类似感慨几次在对话中出现。在滕肖澜眼里，上海有感受得到呼吸的生活，有务实向上的势头，还有恰到好处的分寸感，那是一种作家不必刻意靠地标来定位、也能令读者从字里行间品出上海味道的城市气息。“我写上海的小说，如果把文内‘上海’全部替换成其他大城市依然能成立的话，可能就要反思写作的失败了。”
谈论她的小说，最精确也最高频的研判是“写上海”。只是，与那些启发过她的上海前辈作家不同，她更偏爱亦专注于写当下的上海，写她的日常星芒，也写时代壮阔之处。倘若这些文字会被十几二十年乃至更久后的人们视为“21世纪上海市民生活图鉴”，有着为日新日进的上海“立此存照”的功能，滕肖澜说，“那是我的荣幸”。
写上海的进行时，“就像我亲见亲历的那样”
“清晨六点，顾士宏推着那辆老式的凤凰自行车，走出单元门。初冬天气，早晚已凉得很了，夹克衫里只穿件长袖T恤，有些抵不住，脖子一缩，把领口那粒扣子系紧。环保袋往车龙头上一套，骑上去。遇见邻居，老远便打招呼，‘顾老师，这么早买小菜啊！’”小说《心居》以此开篇，一个张罗四代人餐桌的上海父亲从烟火气里走来。待他拎着梭子蟹、肉骨头还有小孙子前晚特意点单的生煎馒头回家，一家人的早餐桌也齐备了，粥、咸菜、白煮蛋、面包、牛奶，中西合璧，典型的上海早晨。
《心居》是滕肖澜的第五部长篇小说，首发于《收获》2019长篇专号·冬卷。故事里一大家子在买房卖房时经历的微妙契机，熟悉得让人有对号入座的冲动；而在那张圆台面上咪着小老酒、聊着小辈读书婚恋买房二三事的家庭，更像是这座城市里无数房屋里的样本生活。有读者形容，读滕肖澜的小说，“总能感受到特别真实的质地”。她则说：“落笔时，原本没有明确写的是上海哪里，写着写着发现，小说里的楼盘、小区，越来越像自己曾散步经过的地方、曾关注的地方、朋友提及的地方。”
顺着她的作品表再往前回溯，《城中之城》聚焦上海城中的金融城，将两代金融人带到文学的场域；《乘风》某种程度是她自己在浦东机场工作经历的淬炼，通过地勤人员的内心纠葛与职业成长，勾出一座机场、一家航司乃至航空业在时代中的发展注脚，是小说故事生长的大时代逻辑；《城里的月光》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自一对年轻夫妇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经历写起，考托福、炒股、下岗、重寻出路等大量生活细节，描摹出的不仅是个体，还有上海尤其是浦东在时代更迭中历历在目的变迁。
写正在发生并“发声”的上海，是从何时起生出的创作自觉？滕肖澜回答得很干脆：“从我决定写作那天起。前辈以他们的视角写上海，我想试试，书写我眼中、我亲历过的发展至今的上海。”
1976年，中国社会剧变，震惊世界的大事接二连三发生，上海坊间习惯把生于那年的孩子叫作“小龙”，因是农历龙年，也是在这代孩子身上寄望我们国家即将走进春天。滕肖澜就是这样一条“小龙”。小时候，父母在江西插队，她在上海外婆家生活，花园石桥路1号。10岁，她去到父母身边，五年后考回上海的学校。随后，在这里毕业、工作、恋爱、成家。童年记忆里的地址和六七户人家合用灶披间的里弄住宅格局，都已不复存在，小陆家嘴林立的高楼、滨江贯通的步道，取而代之。
“我是改革开放和上海发展的受益人。如今，我用文字来记录这座城市发生的变化，写她各个行业领域的人和事。”
写上海的老百姓，“这群为了更美好生活而不断努力的人”
执著于写上海，写她的魅力，可几次被问到上海最迷人之处是什么，滕肖澜都倾向于答，“是人，上海的普通老百姓”。
“我一直以为上海有不同的写法。非虚构自不待言，单是虚构的小说里，我们点出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地点，以此定义故事的地理位置，也能用人物的处世之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气场、人与周遭环境的内生关联来标注上海。我更习惯后一种。”她打个比方，上海人、北京人、广东人如果同时坐在这间咖啡馆里，“不用靠方言来辨别，许多细枝末节也会表明他们从哪儿来”。她想达成的，就是用文字与读者建立这种心领神会的关系。由此延伸的问题则是，如何能让读者轻易代入别人的人生？
“写人群中的大多数。”2001年夏天，滕肖澜的投稿被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魏心宏老师相中，由此开启了她正式投奔文学怀抱的人生。在那个名为《梦里的老鼠》的短篇里，主人公是位女性，叫杨艳，出身教师家庭，二十来岁时任性，走过许多人不齿的弯路，惹得父亲生气失望。不料作者笔锋一转，将人物带入了新的成长空间。杨艳并没继续堕落，而是在度过一段叛逆青春后，步入了踏实的日常生活。在宾馆做清洁员也好，照顾生病的丈夫也罢，她竟在接踵而来的困境里过出了有韧劲的日子。
类似于平凡生活里一点点晕开光彩的普通人，在《城里的月光》可以是有些小投机却也重情重义的陈也；在《城中之城》里是刚正不阿的银行审计处处长苗彻，也是毕业后在都市里打拼的山东青年陶无忌；到了《心居》，“人群中的大多数”是就职公司高管、活得自在的顾清俞，又是一片一瓦全凭自己双手打拼却不敢在房产市场的风信到来时“豁”出去的冯晓琴。城市原住民、折腾半辈子为了叶落归根的老上海人、努力上进的新上海人，不一而足，相同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追求，每个人都是生活家。
“上海的老百姓，在我看来，勤恳、务实、坚强，同时讲契约、讲规则、讲分寸、讲品质。”滕肖澜说，选择他们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因为她希望能通过小说反映真实的上海人，“他们平凡度日，为了更美好生活而不断努力着，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她有个分享过许多次的创作故事：午后的面包房，窗边坐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衣着整洁、举止娴静，整个人沐浴在阳光里，如画一般。后来，这位优雅的女士成了《星空下跳舞的女人》里的诸葛蔚，一个以自身美好去抵御命运坎坷的上海女人。“写作能给读者带去怎样的营养？我想，快节奏的生活中，作者没法左右读者的观后感。但我希望，无论大家看了小说后是哭是笑、是扬起希望、还是扼腕叹息，最终都能激起心头一丝善念。”她说，让人在失望后还会产生希望，困境中生出对未来的畅想——这对作家是件幸事，对党的文艺工作者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写上海的海阔天空，“感觉就像在滨江漫步时凭海临风一样”
人、物、事，写上海的“毛细血管”，归根结底写的是被上海城市精神滋养着的一切。
采访中，滕肖澜提到了在自己人生和职业道路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导师。父亲曾在大学里教授古代汉语，是位老党员。从小，她就听父亲的教诲，“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女孩要有主见、有理想，要看得更高远开阔一些”。作家王安忆的《妹头》被滕肖澜视作写作的启蒙，她将小说摆在案头，故事里妹头的精明利落、活色生香，以及人物个体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巨大张力，都让她着迷。四年前，在滕肖澜成为预备党员的那天，孙颙和孙甘露两位前辈对作家党员队伍里的年轻人说：“写作的眼光和格局要与过去不同了，要有意识把眼光放远、格局放大。”
不经意间，人生各阶段的重要一课渗入了她笔下的人物。写机场人的《乘风》中有一句话，点出主人公袁轶的蜕变：“宽阔的机场会让在其中工作的人，心境也慢慢开阔起来，让人真心想要去为这个时代奋斗。”聚焦金融业的《城中之城》里，苗彻在不同场合唱过著名的《海阔天空》。最后一次在凌晨时分，与陶无忌合作完成审计报告后，在逼仄的浴室里，苗彻将这首歌唱得沙哑而动人，“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两部带有鲜明行业与时代特征的小说，滕肖澜都在飞快的城市发展中，关注人心的开阔。
小说的魅力可能不是提供一个简明的答案，而是在呈现人生况味、生活变迁后，依然能将人引向更开阔的未来——这兴许便是上海在方方面面教给她的。
小时候，住在浦东的滕肖澜跟家里长辈去浦西，叫“去上海”，要坐轮渡。宽阔的江面，四面八方来的风，在轮渡上举目而得的风景和感受，对年幼的她是极为深刻而震撼的印象。这几年，她重新在城市中发现了这种凭江临风的开阔感。“我和家人常去全线贯通后的浦东滨江沿岸骑行、散步。上海市政府没有在这里建造商业设施，而是把一线江景还江于民。”现在有朋友来上海，都会被她推荐去滨江感受一下，因为在滕肖澜眼里，那里也是上海城市精神的一种诠释。
“机场、金融，可能我还会尝试其他的行业小说，尤其是这些年在上海发展日新日进的领域。”滕肖澜说，不断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同样意味着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