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光子科学家杰里米·鲍姆贝格（Jeremy J. Baumberg）写了一本社会科学著作，揭示“科学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Scienc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中译本《科学的隐忧：科学是如何工作与共享的》，汪婕舒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他说，科学家很少谈论“科学如何运转”“科学家应做何事”，他们不太反思“这类哲学层面的事”，而报道科学的媒体、专注于科学议题的社会科学家则喜欢挑争议问题来写，没法让公众了解今日科学的全貌。但是，这些隐秘的知识对我们这个大大仰赖科学的社会十分重要，他决定自己动手，把它们写出来。
当然，他尝试传递的一些“默会知识”对年轻科学家来说也是锦囊——例如年轻人不要纠结于是不是做出了完美正确的选择，而要“跟随你的直觉”，因为选择的结果很久以后才会慢慢显影，“取决于未来40年的科研事业在科学及其生态系统中如何展开”；还有，“有经验的科学家通常会隐秘地进行一些十分新颖的研究，然后再为其申请经费”。
鲍姆贝格是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教授，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他一开始并不想成为学术型科学家，而是奔向了更能接触现实的产业界（IBM、日立和几家衍生公司）。这也让他比路径纯粹的科学家更愿意从大背景来反思科学。例如，他说博士生很像中世纪四处旅行的石匠——“到很远的地方去学习新的技能，见见世面，然后才找一个地方长久地待下去”。这个传统有六百年了。到今天，全球共有近400万名学术型科学家，新兴国家尤其人数激增。然而公众对科学家还是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他们都在致力于理解自然奥秘，会做出“惊人”发现，而事实上，随着学科的发展成熟，这类“化简者”（simplifier）只占到科学家群体的很小部分；更多目标更分散、分布更广泛却不起眼的“构造者”（constructor）出现。并且，一项外表看起来“典型的构造式科学”，其“目的可能是为了促进化简式科学的进步”。
这本书大体可以落到“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范畴，形式上很像一本手册。鲍姆贝格给我们描绘出科学生态系统的地图，对与科学界打交道的社会各界，如投资者、产业、政府、公众、媒体、期刊出版商等等角色，也给出他的解说。
我希望学生早一点知道科学有很多种形式
您的书名用了“秘密生活”一词，您是不是觉得，科学界人士其实都没有好好思考过“科学如何运转”的具体问题？
杰里米·鲍姆贝格：我自己从来没读到这样的书，也很少听到这样的讨论。科学家会写一些人生故事，但那通常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叙事。实际上，人们回看自己经历的时候都会削删剪裁。许多是后见之明，甚至和科学不相关的东西。只读成功科学家的传记是很危险的，这样学生会觉得自己必须成为英雄。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会让学生充满怀疑，他觉得成事在天，不在自己控制范围，我觉得也不该这样误导年轻人。所以要找到一个平衡，有点像现实政治和理想愿景之间的关系。
人人都喜欢线性叙事——好像先有一个想法，然后有发展，最后有成果——虽然知道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你越是知道科学里有多少意外、巧合，就越明白不能做什么来主动引导这个过程。引导鼓励在于创造一个对的体系，不仅仅是干预让它变为顺利的线性发展。在我看来，科学是一个生态系统。科学家和公众都应该从一个整全的角度来观察，一点点的改变是不可能让这个系统真正有反应的。
您年轻时，处于学徒阶段的时候，是不是很希望有人告诉您这些呢？
杰里米·鲍姆贝格：我年轻的时候并不想成为一个学术型科学家，而是想进产业界工作。我感兴趣的一直是工程，想要创造发明，对世界有用。如果我年轻时读到这样一本书，我也会是这本书的受益者。如果你想得到一个东西，了解与你互动的不同群体的动力和压力是非常有用的，不然你就会显得十分天真。
如果一个无忧无虑的年轻学生了解到原来这个体系那么庞大复杂，会不会觉得很烦？
杰里米·鲍姆贝格：是啊，知道这么多是不是有害呢？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事情藏起来呢？也许你年轻的时候只要理想主义就好了，理想主义做动力。但现实是残酷的。
在剑桥许多学生都想学粒子物理，但后来他们意识到，他们不会发现新粒子。我希望学生们早一点知道，科学有很多种形式，所有形式都非常有趣，也都有利弊。
我从产业界来，知道大学是一个奇迹
您在书的开头就做了一个漂亮的区分，提出科学家可以分为“化简者”和“构造者”，并且指出，在科学家中构造者的数量远远大于化简者。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存在这个分别的？每个研究者都最好有这样的自我意识吗？
杰里米·鲍姆贝格：我知道科学家有很多种，但实际上并不很清楚区别到底在哪里，着手写书的时候才认识到。
可能大多数人觉得，拆解大自然的原理——认识大脑，了解星系的形成，理解世上已有的事物，理解它们如何起作用，就是科学。但这并不能解释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包含一点这些元素，但我也做一些建造的工作——构造一个模型，解释世界如何运作。然后我又用新体系和新模型来创造新东西。
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思潮，叫作思想实验（Gedankenexperiment）——他们这样理解世界，如果理解得对，那么会发生某件事情；即便他们不能做实验，只是在脑内思考，也能改变科学的走向。爱因斯坦、薛定谔、海森堡都是这样发展出新物理学，新化学也是这样发展出来的。他们是构造者，理论上的构造者。现在我们可以做实验来展示其中的特性了。问题是，我们会把构造当作工程（engineering）吗？工程是科学吗？
所以说，我觉得“工程”这个词不能很好地描述这类工作，我还是用“构造”，因为这毫无疑问是科学，不是为了某个具体项目而作。人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讲传奇故事的时候都在说着化简者，但科学很大程度上是构造者完成的，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就不会知道科学是如何变成工程，进入社会的。
很少有人教导年轻学生要如何思考他们自己在做的事情。我们教的是科学的方法，甚至方法也很少教，只是说你做这个、学那个，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之类。对科学项目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很少很少，但反思是很有益处的。
今天的科学家往往需要工程师的协助才能搭建自己的实验室，需要程序员的协助来写出趁手的软件。今天的科学研究是一个超级协作过程。科学家最好是喜爱群体生活的动物，是这样吗？
杰里米·鲍姆贝格：现在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在一个群体中工作，他们不得不社交。公众有一种迷思，认为创新是一个人的创新。奖项也是颁给个人，不是给团队。顶尖的人不会想让人觉得自己靠着其他人，但实际上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训练学生的时候都会让他们分组合作，学生们通常很讨厌自己的分数取决于别人的表现，但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都要依赖别人。特别是到了更高阶段，要让年轻人知道，就算他们很聪明很厉害，还是要依赖别人。科学不是那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你告诉别人怎么做就行了，而是一种互动——科学是这样产生的，特别是那种跨学科的科学。
科学界是一个竞争激烈的阶级社会，但竞争并不总是带来进步。科学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如果你做得更好，那我这边就麻烦了。科学的核心，不是关乎个人的自我、自己必须正确，而应该更注重探讨质疑的过程。
您的产业界经历，有没有让您和一直在象牙塔内的科学家有所不同？
杰里米·鲍姆贝格：确实。我觉得对科学家来说，有一个宽广的经历很重要。学术型科学家总是在一个领域，甚至终身都专注同一个领域。但产业界不是这样的，因为你不能只做自己想做的，而是必须做企业现在必须要干的事情。
产业界教给我的一点是，你可以做不同的东西。即便可能做得没那么好，但对你其实是很有益处的。如果我一直在学术界，就不会想着要改变，在学校里没有这样的压力。
另外，我非常讨厌看到一篇论文的末尾说，这个研究可以有怎样的应用。在我看来，一项研究要么有用，要么没用，你必须弄明白。很多科学家其实对应用这个事根本没概念。如果你在产业界呆过，接触过真实要解决的问题，就会有谦卑之心了，会对自己应该做什么有更谦虚的看法。
我是从产业界回到学术界的时候发现，学术界的人总是在抱怨，没完没了，说自己没钱。实际上我们现在有这个学术体系、能这样被资助做研究是一项奇迹。但身在其中的人觉得天经地义。他们没有意识到，大学这个神奇的体系是一项社会建构，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但我从产业界来，对此一直有认识。
您在书中提到，英国政府认为博士毕业后不一定要成为学术型科学家（和美国不同），而是鼓励他们流向社会其他领域创造价值。
杰里米·鲍姆贝格：科学训练，有助于你解决问题，这个技能在很多领域都有用。博士有去政府、去企业的，去企业做技术的人后来都走向了管理岗位，因为他们的技能对这些企业很重要。还有新闻、传播、教育、咨询各个领域。很多人觉得自己所学很专，不可能在外面派上用场，实际上并非如此。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学东西很快，会问问题，会找出解决问题的模式，这是非常有用的，也是观察世界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社会上如果人人觉得，受了学术训练的科学家没有成为学术型科学家是一种失败，那么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也会这么想。但是，去了其他领域的博士应该对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感到骄傲。学术型科学家总是会强调说自己最优秀、最重要，他们会有这么一套叙事。我觉得还是应该谦虚一点。
做研究确实是一个故事，但通常不是最后会写下来的那个故事
我们经常听到科学家之间的谈话是这么开头的：你的故事是什么？您觉得故事在科学中占怎样的地位？
杰里米·鲍姆贝格：人们从故事里能够更好地获得信息，这是自然。做科学研究确实是一个故事，但通常不是最后会写下来的那个故事。真实的故事很长很痛苦，在传达科学方面也不是很有效。我们会创造一个不同的故事，更好读，好消化。
昨天我还和我的研究团队说这个事，学生们不太喜欢写作，他们觉得自己不是讲故事的，只是说，谁谁给了我他的数据，得出什么结论。但其实我们在读别人的研究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看上下文，看之前的背景，而不是结论。因为这样才能很快知道你的这个成果在本领域是不是重要，如果你说自己就是做细节的，不想从整体上把握这个问题，那就很矛盾了——你写文章的时候只喜欢写细节，阅读的时候却希望读到整个画面。
故事是很重要的，不过，科学家肯定不是从故事出发做研究。有时候写研究计划申请钱的时候会说故事。
您平时会阅读其他领域的科学文章吗？会听播客、用社交媒体吗？这一年多来，您从哪里获得关于新冠的知识？
杰里米·鲍姆贝格：我是非常坚决地拒绝社交媒体的。我想要读点不一样的有趣东西，而不要总是翻来覆去同一样。社交媒体不是获得信息的好渠道。我现在对自己读什么是很当心的。
我一直和其他领域的人互动对话，从来没有一篇论文只署自己名字，我写了几百篇论文呢。我觉得自己闷头做不会有好结果。电子媒体的好处是你很快能有新发现、新想法，有想法不难，难的是你要分辨出这想法是好是坏。我不太读期刊杂志，只是偶尔地将自己暴露于信息流。我的研究伙伴会“投喂”我：你应该读这篇。所以可以说，我依赖我的人际网络，让我接触新想法，然后自己去研究。他们是我的过滤器。
新冠，我其实是试着了解的，但后来发现这么多信息其实都很细碎，人们有很多焦虑，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增长得十分缓慢。所以我只是隔几个月看看有什么进展。有时候我会读《自然》杂志上的文章，也只是为了获得一些感觉。这个还是注意力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