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热情持续高涨之下，一股可被简称为“替人读书”的新风潮正在兴起。一些以新媒体平台或文化公司为主要推手的文化类节目、专栏热衷于通过“划重点”的方式，试图帮助读者在短时间内全面掌握一本书的“干货”。
其实这种现象也并非新媒体兴起以后的新鲜事。所有涉及到对书籍的内容进行概括梳理，乃至分析评论的行为，可能多少都有些“替人读书”的意味，比如那些名著导读类的书或节目，有时会比名著本身有更大的需求量。
“替人读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以一种效率更高的方式让人在碎片时间里也可以实现阅读。对许多人来说，阅读的直接动因便是书能够给予他一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现今由一个具备一定经验的第三者通过概括、归纳或交代背景等方法间接给予，确实可以满足部分读者的求知需要。
但也正因为如此，“替人读书”天然地有了某种局限性。比如它有可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阅读者的固有习惯，甚至使他们依赖上这种更轻松的读书方法。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阅读被简单地定义为获取某些知识的手段或途径，而知识，又可以通过对书中内容的归纳介绍而被掌握。
然而，这是否就是有关阅读的全部 “真相”呢？
以文学作品的阅读为例。文学阅读最重要的意义，恰恰不是对内容的掌握，而是通过对语言的感受，来逐渐深入地了解文本的内在含义。文学乃语言的艺术，语言不仅是媒介，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本质。特别是诗歌和现代派小说，例如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面对此类作品，你很难、甚至无法确切把握它的内容，对文本的进入完全依靠语言的魅力。这种魅力首先是直观的，它刺激人丰富的感受，紧张与舒展，温柔与逼迫，明亮与隐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调动起读者的感觉器官，不仅伴随阅读的整个过程，甚至在读完作品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影响着人。当然，这还只是语言带给人相对表层而直接的作用。更进一步说，语言是连通思想的，缺乏思想的华美文字，对人产生的效果极为有限，反之，则有引导人层层深入，直捣核心，进而改善或拓展人思维的功能。
优质的阅读行为能给原本有限的个体带来更多可能性，使其冲破现实环境和自身局限的桎梏，在自我扩充与延展中靠近某种“无限”，达至精神上的充实与愉悦，这也仍是由语言在智性层面上的意义所带来的。有人认为，只有文学类文本对语言有较高的要求，社科类书籍则只需要把问题讲清楚即可，言下之意是“把问题讲清楚”只需要动用较为基础的语言，对语言的要求比较低。然而有大量社科类书籍阅读经验的人会告诉你，把问题讲清楚并不容易，因为它需要极大地依赖语言的智性，简洁、清晰、逻辑性和思辨力，这些特征无一不是语言所带来的。所以，笔者从本质上并不认可将文学类语言与非文学类语言进行切分，事实上它们只是对语言的需求各有侧重，更何况就其各自类别中的佼佼者而言，对语言的追求乃是相当均衡的，思辨性强的社科类书籍同样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与优雅的表达，正如以想象力和表现力为基础的虚构类作品同样需要精准的思辨。加缪在《鼠疫》中加入的大量议论性文字会使这部作品产生撕裂吗？恰恰相反，它丰富了小说的层次感，使得它不仅止于叙事的完整。同理，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大量的诗意表述会削弱其紧密的哲思吗？坦率说，任何哲思都不能完全榨干 “诗意”的存在，甚至它不过是为了人的“诗意”生存罢了。
除了语言自身的特性决定了阅读不存在“可替代性”之外，写作与阅读行为中强烈的主体意识也同样表明了这一点。文本乃是其写作者强力意志的体现，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任何文本从根本上来讲都是 “个人化”的，是个体的产物。这就意味着阅读者在读书的过程中，其实是正面且直接地与此书的作者相遇的，两者的关系是一对一的。无论读者是抱着学习、了解，还是品鉴的心态进行阅读，都不可能不直面作者的强力意志，并在此基础上与之进行搏斗。因为阅读者也具有个人意识，而且越是资深的阅读者，其自我意识往往越强，那么他对作者意志的需求及抵挡也就会越强。这种势均力敌的交锋状态才可说是阅读的最佳状态，才是妙趣横生让阅读者不禁沉迷于其中的真正原因。而“替人读书”则往往因为第三者的介入而使得这种面对面的状况被悬置，乃至被取消。也许很多人会觉得，阅读类似于求学，作者与读者乃是“师生关系”，笔者却以为真正酣畅淋漓的阅读其实好比热恋，作者与读者乃是“情侣关系”，讲求的是彼此灵魂跨越时空的交集，这交集中自然包含了彼此吸引，相互了解和发生矛盾乃至最终和解，并导向更深入地了解。
行文至此，笔者一方面需要再次强调，“替人读书”确有其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想给出一个建议，即不要止步于通过“替人读书”这样的二手途径获取书中信息，而是应该在此基础上兼顾不同的阅读方式，哪些书该细读，哪些书可略读，理当各据其位。特别是文学和人文社科类的经典作品，能求甚解的就不要图快，能获得足够精神养料的就不要止步于浅尝辄止，如此，才能从阅读中得到更多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