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的新书《非暴力的力量》（Verso，2020）近日出版。去年12月，哈佛大学非洲与非裔美国人研究学者布兰登·特里（Brandon M. Terry）对巴特勒进行了访谈。本刊编译巴特勒的部分回应如下。】
道德论证容易将非暴力想象成个体决定是否要参与暴力行为，比如打人、使用工具或枪支等伤人，然而暴力的形式并不仅限于单纯的一击。有的暴力形式并不需要击打他人。米歇尔·福柯辨别出了主权暴力的形式，即一位君主得以决定人的生死。还有一种形式的暴力，福柯称之为生命政治，喀麦隆哲学家Achille Mbemb称之为墓地政治；这种暴力致使一群人死亡，将他们抛弃，或拒绝向他们提供能挽救生命的帮助。
在美国，非裔和拉丁裔民众正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暴力和死亡。也许并没有人用棍子敲打他们，也没有人朝他们头部开枪，然而一种机构性暴力正在发挥作用，这种暴力将人命划分出贵贱，有些人值得保护，有些人则不值得。
在当下的语境中，我试图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行为会被称为暴力，明明并没有任何经验性、视觉性或实证性的东西可以证明。一个趴在地上的黑人男子，一个跑开的黑人男子，又或者一个被完全锁喉的黑人男子，如何还能对警察的生命构成威胁，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我想说的是，趴着、跑着、被锁喉，这些就是黑人身体的主要状态，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状态则是麻痹、恐吓及恐惧。可以说，这其中任何一种状态都不会构成威胁，却被人臆断为迫在眉睫的危险。人们生活在某种种族主义的恐慌想象中。
对于其他生物，以及更广义的生命进程，如果我自认为与它们息息相关，就必须明白，如果我摧毁了其他人，或者摧毁了某一套生命进程，那么我也就摧毁了一部分自身，因为我自己并不仅是有限和独立的自我意识，而是一系列的关系。倘若少了各种关系的维系，没有人能够存活下去。这种观点或许会让狂热的个人主义者大为恼火，个人主义者认为个人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然而这种观点是有害的。通过气候变化与全球化我们已经了解到，整个地球息息相关。我们需要树立一种新的地球观，承认、肯定并强化这种相依性，并且要明确所有生物对地球的依赖都是同等的。我们应当致力于所有生物之间平等依赖。因此在我看来，平等的概念并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平等”，尽管有时需要采取这种说法，在政策制定上也参照这种说法。
我不像很多西方古典哲学家那样强调平静的美德。我并不反对平静，对生活泰然处之是好事。我只是不认为它是非暴力的基础。这个世界上演的不公，不论是整体的还是局部的，每一天都在激怒我们。问题在于：应该如何对待这种愤怒？
我们很少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愤怒是一种冲动情绪，难以控制。然而，人们专门制造愤怒，培养愤怒。不仅是个人，团体与艺术家也始终在制造愤怒。我们需要愤怒的艺术行为，在揭发和反抗暴力的同时，却不至于陷入暴力，不复制系统性或机构性暴力。就我而言，底线在于，如果我摧毁了其他生命，即等于某种程度的自毁。当人们相互攻击，其实是在切断联系我们的社会纽带。我认为，我们应培养一种社会精神，足以支撑更广阔的全球哲学观和政治观，争取实现彻底的平等，并且承认所有生命都具有平等的价值。
人类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是棘手而困难的，即便恋爱关系也充满矛盾情绪。每一种关系都有破裂的可能。我不赞成人们为达心灵的平静，而不去与我们的愤怒、我们的破坏性、甚至谋杀的冲动抗争，我们应当接受所有这些情绪。很多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大发雷霆，充满破坏欲。问题在于：在这些时刻，我们应向哪些群体寻求帮助，才能避免暴力的重演和加剧？我认为，维护敌人的生命也是在维护你想要争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暴力没有加剧，而是得到缓和。因此，一切都是为了这样一个世界，为了一种复杂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是充满热情的，喜悦而美好，当然也会具有破坏性，令人害怕。我的这一观点源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我认为法农也同意这一点。与他人的关系既可以抬高我们，亦可以贬低我们，我们必须自己把握。我认为，维护生命应该是集体行为，我对个人英雄主义不感兴趣。
【封面图片】原定今年6月底在英国V&A博物馆开幕的爱丽丝年度展现已推迟。今日我们所熟悉的刘易斯·卡洛尔笔下的爱丽丝形象，都是由约翰·坦尼尔爵士（1820—1914）创作的。今年也是坦尼尔诞辰200年。图为1930年C.F.A.沃伊齐根据坦尼尔的插画设计的织物纹样，现藏V&A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