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时代，年轻的革命者，怀揣理想来到上海，来到党的身边，来到革命的中心。他们许多人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和家庭，甚至是学业，离别了亲人和故乡，只身一人，或结伴而行。
曹顺标：“我还没有恋爱过呢”
曹顺标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的“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十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室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作好准备牺牲了。我死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
这位从萧山来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八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园。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之后在家人的帮助下，他重新在复旦大学高中部和大夏大学高中部读书，而这个时候的曹顺标，虽小小年纪，但已经是一位革命队伍中的活跃分子，凭借着“小囡”的身份，散发革命和进步报刊。两年之后，革命形势发生深刻变化，17岁的他，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把上海定为所谓的“非武装区”，然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租界驻扎。此举引起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爱国进步人士及上海人民的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竟然对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反对浪潮进行镇压。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决定，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学联等数十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济泽是在校生，平时走不开，所以组织将小职业革命家曹顺标调到云南路会乐里的抗日“民联会”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温济泽主持日常工作。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作出一项决定，将在这年8月1日，成立全国反帝大联盟。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立即行动起来，并在7月2日的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公开登出筹备联盟的一则通告，说是在7月15日召开江苏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并公布了“筹备处”的地址，以供全市市民一起“共商国是”。
“坏了坏了！怎么把这秘密的事情让敌人也知道了呀？”曹顺标年龄小，但革命意识很强，当他看到省委的这则“通告”后，立即跟温济泽说。
“对啊，这事怎么能亮底牌嘛！”温济泽也认为这太危险了。于是两人决定向“上面”反映，可是没有得到回复。
年轻的曹顺标他们并不能理解“上面”的意思，他们回过头来，继续忙碌着联盟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且获悉已经敲定在7月17日，正式在沪西胶州路与长寿路交叉口的沪西共舞台(又称共和大戏院)召开大会。
“这个地方好找，十字路口有座大钟，代表们到这儿好认。你们布置会场的要早点去！”“上面”的领导跟曹顺标等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说。
7月17日一大早，曹顺标带着一大卷传单和标语等来到会场与温济泽会合，就在这时他们发现会场附近有几个可疑人，于是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会场标语等悄悄藏在一个墙洞里，然后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人，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以免不测。
“哎呀，现在怕是来不及了嘛！”大会负责人为难地指着陆续来到会场的代表们说道，“要不我们派三个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们保护我们的会场。”曹顺标与温济泽面面相觑，不知“领导”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
随即有三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他们再没有回来——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即将其扣押，同时又派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向曹顺标他们正要开会的沪西共舞台那里开赴过去……
“警察来抓人啦！赶快疏散——”别看曹顺标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戏院外整队持枪的警察黑压压地朝戏院拥来的那一瞬间，立即高喊起来。
“警察来了！大家快跑——”温济泽也大声喊道。
顿时，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们慌乱成一片，有的想跳墙，有的想往门口跑，但门口已被警察堵死……“快蹬到我身上往墙外跳啊！”这时，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他叫蔡疾呼，人高马大。他这一招呼，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
“快快！快跳呀！”就这样，足有五六十个人安全脱险。然而蔡疾呼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当他自己想往外跳时，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
在前院的曹顺标和蔡疾呼等共88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上海滩上所有的重要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
敌人将曹顺标等88人每两人用一根麻绳子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海公安局。
经过三天“审讯”，曹顺标等又被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约一个星期后，因为“案情重大”，曹顺标等88人全部被押解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
由于叛徒出卖，曹顺标被敌人确认了真实身份。“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曹顺标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后，为掩护其他同志，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共党”的“要犯”判决很快下来，包括曹顺标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
临将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标对与他同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济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革命能不牺牲人嘛！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两件事感到遗憾：一件是我再不能革命了；还有一件事是，我只活了18岁，还没有恋爱过呢！”
温济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标：“你有没有爱过哪个姑娘？”曹顺标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说：“我有爱过，爱过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藏在自己心里了……”
说到这里，曹顺标轻轻地吟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曹顺标在好友面前轻轻地抹了一把热泪……
“曹顺标！出来！”行刑的宪兵在叫着他的名字。“嚎什么？”曹顺标横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宪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长裤和罩衣脱给了同室的难友，然后坦然地走出牢房，走向刑场……
“砰！”一声罪恶的枪声，扑灭了一炬青春的革命火焰。
17周岁的曹顺标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的10月1日，如果再过一个17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啊，我们年轻的烈士，为了革命，他的生命在17岁时便永远地划上了句号。
让我们借这个机会，记住与曹顺标、肖万才一起牺牲的另外11位烈士的名字吧：许清如(25岁)、杨小二子(20岁)、徐阿三(24岁，又名潘阿二)、许金标(24岁，又名徐子明)、崔阿二(43岁，又名崔四)、钟明友(28岁)、邱文知(23岁，又名邱文治)、陈山(28岁，又名曾太功)、陈士生(43岁，又名陈纪盛)、王得盛(30岁，又名王明国)、柳日均(30岁，又名刘栋臣)。其实，他们都与曹顺标一样，非常年轻，非常青春……
俞秀松：“全人类共同来享受这甘美”
在上海龙华和南京雨花台两个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烈士名录中，有两位烈士的名字一直烙在我心头，一位便是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遗像陈列在第一位的烈士金佛庄。另一位叫俞秀松的烈士，与上海的“关系”则非同一般。他一生中有十余年是在苏联度过的，最后因为王明和康生的诬陷，俞秀松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冤杀，时年39岁。减去十三四年(即1925年至1935年在苏联的10年，以及之后被联共中央派往新疆做督办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工作的3年、又从新疆被转押苏联入监至被执行死刑的七八个月)，26岁前的青年俞秀松，可是上海滩红色革命阵营里一位了不得的革命者！
是的，二十四五岁时的青年俞秀松，确确实实是上海革命阵营里的一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因为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几个人中，他是最年轻的一员。
“自古以来，得国者在于民心服。民心服，即得天下矣。不得民心，即失天下矣。”
“自古成大业者，虽难而惧，何也？盖其志坚耳。愚公移山事，以残年余力而欲移山，其志可谓不坚乎？……呜呼，中国少年岂不及愚公乎？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
“列国富而中国贫，列国强而中国弱，其故何哉？曰：无进取思想而已矣……故进取者，人生之重要事也。”
这些话，都是少年时代的俞秀松所说。出生在浙江诸暨大桥乡的一个清末秀才之家的俞秀松，从小受当教书先生的父亲的影响，对读书格外上心。因为俞家子女8人，身为大哥的俞秀松为了读书和照顾家庭的生活，从小没少吃苦。
17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新思想非常活跃的学校，俞秀松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一位叫马一浮的先生，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者，便是俞秀松的启蒙老师。
1919年5月，当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杭州的学校便迅速响应。此时的俞秀松已经是杭州学生运动的召集人。5月12日，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的3000余人的游行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俞秀松和另一位叫宣中华的学生领袖。五四运动之后，俞秀松等在学长与老师陈望道等人的影响下，创办革命刊物《浙江新潮》。
“韵琴同志……”1919年底，俞秀松看到北京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了工读互助团，欣喜若狂地给父亲写信，请求路费支持，而他竟然称父亲是“韵琴同志”，气得父亲只汇了他一元钱，并回信告诉“昏了头脑”的儿子：“四万万同胞都是你的同志，每一个同志给你一块钱，岂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何必来找家里人帮助嘛！”
最后俞秀松是从朋友那里凑钱到了北京。1920年元旦刚过，俞秀松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穿着同学送的一件旧大衣，特意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像，以此纪念。他对友人说：“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实验我的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这应该是比较早的中国勤工俭学模式。但后来俞秀松发现，这个工读互助团无法通过劳动来维系生活和学习，更不用说通过这种形式去改造和改变整个社会。一心想改变旧世界的俞秀松，宣告结束工读互助团生活，要进行另一种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道路。“我以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俞秀松大声疾呼，对着天发誓。
1920年3月26日，俞秀松乘火车从北京赴上海，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出彩的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青春岁月。
4月，代表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到北京，再到上海，与陈独秀会面。俞秀松是这个会面的翻译者，见证和参与了建党的最“初心”时刻。5月，俞秀松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俞秀松参加了特别重要的建党初始工作。此后，俞秀松除了主持成立共青团组织外，一直在为各地建党发出指导性的信件，而那时，我们的这位革命青年才21虚岁，却已经是位成熟和老练的政治家了——
……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说些译书的事，总该忠实精细，但现在译书的人，每天以译书度生活，一天总许有八千字，才能生活，于是不能不误会的误会，杜撰的杜撰，这是私有财产制度之下，没有一件事可做了，译书度生活的人，我又何责！
……今晚被蚊虫咬得痛极，不知到什么时候才睡熟。
——1920年6月28日
今天我写了五封信。
——1920年6月29日
我现在一天到晚，只盼望朋友的来信。我接到朋友一信，我总快乐一些。今天望了一天，信箱里看了五六次，不见朋友的来信，午后只接到章法那张明片。唉，苦痛的时候，遇见什么事，总是苦痛的！
今天睡得很早，后来因蚊虫咬得痛不过，再起来写今天的日记。写好再睡，已经是明天三点了。
——1920年6月30日
俞秀松年轻时爱写日记，也正是因为他的日记后来被保存了下来，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建党初期的许多历史细节和这位杰出青年的诸多真实的内心活动。
建党初期，与各地的联络都是靠信件来完成，而俞秀松的“笔头”快，又年轻，几乎成为陈独秀的“左右手”。1921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共产国际组织东方部书记格林表扬的上海共青团负责人俞秀松，被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七八月份，俞秀松不在上海，而是在莫斯科开会。
次年，俞秀松从苏联回国，接受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主要从事各地共青团的建立工作，并在国共合作期间担任上海地区的党部负责人。五卅运动期间，俞秀松是罢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并且负责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动员上海市内的国民党党员参加反帝斗争。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俞秀松，一腔热血地站在反帝斗争最前沿和主战场，处处表现出一位中国革命青年的朝气与锐气，以及爱憎分明的立场。
其实，在那个峥嵘岁月里，革命豪情万丈的何止俞秀松一个。多数革命青年，他们甚至连流星一般的光芒都没有留下，便默默地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史砚芬：“怕死的话，我就不会参加革命了！”
党史专家向我介绍：当年，中共中央为了监督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和考察相关党的负责人在独立从事地下工作过程中的表现，专门派出一批对党忠诚程度高、年轻机灵且组织纪律性强的“巡视员”，奔赴相关管辖地区进行“工作巡视”。这些“巡视员”还肩负向下级传达上一级党组织和中央的指示的职责。可以说，地下工作时期，这些党的“巡视员”，既身负监督督促下级组织及负责人的特殊使命，又是我们党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关键环节。这些巡视员，通常要求年轻、腿脚利索、反应敏捷，又要原则性很强，既要对下面的情况了如指掌，同时又要坚守秘密和遵守铁的纪律。
“巡视员的工作最危险。他们有时刚从上海带着任务出去，半途上就被敌人截获、逮捕。许多巡视员走的时候并不知道当地的组织被破坏了，当他们从上级那里领受任务回来，就一步迈进了敌人的牢房……”党史专家告诉我。
建党初期到解放战争前夕，上海不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还是江浙省委所在地。那时交通条件落后，为防止泄密，党对全国各地的日常党务工作部署和指导，通常就是由这些“巡视员”来完成。尤其是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其党务工作一直是由设在上海的中央和临时中央局及江浙省委直接管辖，所以这里的“巡视员”也特别多。
而这，也让我看到了另一些革命者的形象——
1927年南京“四一惨案”和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共产党在沪宁线上的组织工作处在极其艰难和危险之中，江苏省委和上海地区的党团组织连连遭到严重破坏。这时，一位宜兴青年被调到上海的江苏团省委工作，他就是史砚芬，干练而又老成。之前他是共青团宜兴县委书记，而且作为副总指挥，刚刚参与组织了宜兴暴动。
“沪宁一线的党团组织被敌人破坏得相当严重，组织决定由你担任新的沪宁线巡视员，同时兼任南京团市委书记。有困难吗？”
“没有。”
“那好，明天开始你的任务就是走这一条线，重点做好沪宁两地的组织巡视，同时在敌人心脏南京地区积极展开工作……”
“是。”
那时，上级任命干部和交待任务非常简单，也许就是一两句话、几分钟谈话，就开始工作。而工作也许是一次与某某地方的组织接头，也许是去跟另一位地方负责人交待一件事情，在这过程中，你可能面对的就是一位已经叛变了的无耻者，等待你的是冰冷的铁镣与牢狱之灾。
史砚芬是位极有经验的年轻巡视员，而且熟悉沪宁一线的敌情，除了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以及南京，他都比较熟悉，且能在不同城市讲不同方言。这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巡视员必备的能力，因为沪宁一带的人十分注意方言不对的“外地人”——那是当地特务们惯常识破一些非本地籍的地下党员的“歪招”。有一次史砚芬巡视到常州，正与当地一位地下党负责人在茶馆接头时，几个特务突然出现在史砚芬他们面前。特务问当地的那位地下党是干什么的，人家马上用常州话回答说是在本地做小买卖。于是特务立即盯住史砚芬，哪知史砚芬一口流利的常州武进话，说自己是做豆腐生意的伙计。特务无计可施，他们哪知史砚芬虽说是宜兴人，可他中学上的就是常州省立第五中学。有一次，爱看书的他一边走路一边看书，结果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实实地撞掉了一只门牙。“门牙一掉，我的常州话反而更地道了！”
史砚芬从这一年春天开始当巡视员后，没少遇见类似的惊险之事，而他也总能化险为夷。曾经与史砚芬并肩从事过地下工作，解放前担任过上海沪东、沪西和闸北共青团区委书记的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在1945年就这样评价过他的这位青年战友：“在上海期间，组织分配史砚芬在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作，任沪宁线巡视员。他不畏艰险，在尖锐的斗争中积累丰富经验。”
然而，1928年5月5日这一天，史砚芬却没能逃过厄运：他在南京中央大学附近的鸡鸣寺城墙上，出席当地的一个团支部会议，那天原定的参会人员有20来人。“不好，我们后面有人在跟梢！”史砚芬发现有情况，立即悄声告诉了随行的两位学生团干部，并说，“想法甩掉‘尾巴’！”
但为时已晚，一群警察突然出现在史砚芬他们面前……他们被捕了。
特务的“审案”很快开始。由于史砚芬在沪宁线一带活动频繁，他在宜兴搞的武装暴动也颇有影响，所以敌人很快知道了他是“共党要犯”，于是用尽硬软兼施的那一套。
“我们知道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自己又要照顾尚未成人的弟妹，有必要死心塌地为共产党干吗？他们给了你多大好处吗？你一死，还有谁去照顾你弟弟妹妹？有谁记得你一个宜兴小赤佬？”敌人在一次次用刑无效后，便想软化史砚芬。
史砚芬一边擦着嘴角流出的血，一边瞪着愤怒的双眼，回答道：“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与你们的差别就在于活着不是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幸福，劝你们也别枉费口舌了，怕死的话，我就不会参加革命了！”
“又一个被赤化的小赤佬！”特务们只能摇头叹息。一张死刑判决书甩在年轻的巡视员面前。
亲爱的弟弟妹妹：
我今与你们永诀了。
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我的不昧的灵魂必时常随着你们，照护你们和我的未死的同志，请你们不要因丧兄而悲吧！
……
我死后，不要治丧，因为这是浪费的，以后你们能继我志愿，
乃我门第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继我志愿，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同流。
现在我的心很镇静，但不愿多谈多写，虽有千言万语要嘱咐你们，但始终无法写出。
好！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
你们的大哥砚芬嘱
这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者走向死亡前写给年龄尚幼的弟弟与妹妹的遗书，看后令人泪下。
史砚芬临刑前，他的同室难友贺瑞麟在《死前日记》中记录下了史砚芬生命最后一刻的英雄气概：“今日六时，史砚芬、齐国庆、王崇典几位同志……拖向雨花台执行死刑。砚芬临行时，身着到南京来的青绿色直贡呢夹长衫、汉清送给他的白番布胶皮底鞋、白单裤。因为刚洗过脸，头发梳的光光的。他第一个先出去，神气最安逸……砚芬临去时，向我们行一个敬礼……‘再会’。”
这就是一位年仅25岁的革命者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凛然的形象！
记录下这一幕的贺瑞麟比他的战友还要年轻，才19岁。他的《死亡日记》从入狱后的9月29日开始写起，只记到10月5日，仅一个星期后，贺瑞麟也不得不将《死亡日记》悄悄塞给同室的另一位难友，自己则像史砚芬一样，大义凛然地走向了雨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