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文化起源于公元九世纪“神圣的罗斯”：随着瓦兰人的到来，给生活在东欧平原的斯拉夫人带来了国家的概念，摆脱了蛮荒状态；此后又受到南方拜占庭、东方游牧民族以及近代西欧先进国家的影响，在各种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俄罗斯特点”。
近日，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千年文化：从古罗斯至今》《俄罗斯千年艺术：从古罗斯至先锋派》全面梳理俄罗斯千年文化史、艺术史的意义及发展历程，展现了俄罗斯文化具有非常独特的民族特性。
>>>试读
近代俄罗斯文化与古罗斯文化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
在近代俄罗斯文化史中，最典型的状态之一，就是近代文化与古罗斯之间的对抗，但是在这个 对抗过程的前期阶段，排斥力和反作用力远远超过了恢复俄罗斯文化的某些特点的尝试。
18-20世纪的俄罗斯文化史，实际上是俄罗斯现代文化与古罗斯文化持续不断的和极其重要的对话史，这种对话有时是非常激烈的角逐。在二者之间的对话中，古罗斯文化似乎是在不断成长，而且逐渐变得越来越壮大。古罗斯文化之所以显得越来越重要，完全是近代俄罗斯文化不断成长的缘故，近代俄罗斯文化对古罗斯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随着近代俄罗斯文化世界意义的不断增强，随着它在现代世界文明中所占地位的不断攀升，现代生活对古罗斯文化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我们可以简单地想象一下，这两种文化之间连续不断的对话，一直持续了近300 年。
其实，早在17 世纪，在彼得一世改革开始 之前，古代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近代俄罗斯文化之间的对抗已经拉开了序幕。那时的对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学习和借鉴波兰和荷兰的审美文化；大量邀请荷兰透视画和肖像画大师来俄罗斯工作；学习并借鉴两国在绘画、建筑和宗教等领域的审美原则。阿瓦库姆积极响应了对古代传统文化提出挑战这一号召，不过他当时并未察觉 到矛头所指的具体领域。由此可见，彼得一世并不是引发近代俄罗斯与古罗斯之争的第一人，但是他的确能千方百计地使这种争论变得引人注目。 他不仅竭力使古罗斯与近代俄罗斯之间变得更加疏远，还强化了同时代人深化他启动的全面改革意识。彼得一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整个“标志性体系”创建了坚实的替代物：发明了俄罗斯新国旗 （倒置的荷兰国旗）；迁都，将俄罗斯首都迁至罗斯国家边境之外的地方，并以荷兰语为新都命名圣彼得堡；为军队创建了根本不适合俄罗斯本国气候的新式军服；强制上层社会改头换面，包括他们的服饰和生活习俗；为所有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生活引进了一系列外来语；改变了古罗斯原有的娱乐方式和各种象征及标志等。
所有的变革都穿上了示范性外衣，彼得第一个亲自监督并创塑了他本人的俄罗斯沙皇新形象，摒弃了古罗斯历代大公那种头戴金冠、服饰华丽的、静态的、庄重的和难以接近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他亲手塑造的劳动者沙皇、木工沙皇、炮手沙皇、师傅和弟子沙皇、启蒙者和研究者沙皇形象。然而，彼得一世的许多思想和创意都是在他父亲——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皇宫内酝酿和逐渐成熟的。早在 17 世纪，彼得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培养，他是 17 世纪巴洛克的典型代表，他被称为“巴洛克式人物”，他对古罗斯长期发展的内在规律统统进行了改造。他的改革和打破所有旧俗的做法如同霹雳闪电，其威力也是在长期积累之后才形成的，而在其他条件下，由彼得一世掌舵的国家航船都是沿着历史之风形成的斜角前行，但他依然能借助此风积蓄力量，而不依靠其他任何支撑。
在与迅猛而愤怒的彼得一世改革对比之下，古罗斯自然会显得停滞不前，墨守成规。由于彼得一世的改革从未触及农民和商人阶层，因此古罗斯时期的生活习俗依然保持了原来的面貌，即 17 世纪（古罗斯最后 100 年）莫斯科河南岸一带的文化面貌。10-17世纪整个古罗斯时期的服饰都被描绘成了 17 世纪的样式：在觐见沙皇时，或在宴会期间，所有修女都身穿黑色长袍，每个男子地方官都头戴貂皮高筒礼帽，身穿非常别扭的长襟外衣或其他奇装异服。在艰苦的家庭生活中，所有外国服饰和治家格言式训诫都显得难以置信。
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他们所认识的古罗斯正是这副形象。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对这副形象表示赞同，后者却对此表示反对，但是从实质上来看，二者的观点又是相近的，两种流派的依据都被写入了H.M. 拉姆津的《古罗斯与近代俄罗斯随笔》中。
这样一来，19世纪与古罗斯文化之间的对话便有了既复杂又虚假的形式：这种对话充分表明，人们对古罗斯知之甚少。
为了学习和借鉴西欧中世纪的美学财富，许多19世纪的俄罗斯画家、建筑师、作家和所有的文化活动者先后走出国门，但他们在几十年里，未能在自己的祖国发现古罗斯建筑、绘画和实用艺术丰碑，没有发现我们至今依然为之感到自豪的艺术丰碑，它们都是毋庸置疑的美学财富。
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其他许多作家都曾从这笔美学财富身边走过，契诃夫曾住在兹韦尼哥罗德和伊斯特拉，可是在他的书信中，只字未提就在他身边的那些古罗斯建筑艺术丰碑。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为莫斯科波克罗夫卡大街上的圣母升天教堂（1812年莫斯科大火期间，拿破仑也为之赞叹不已。为了保护这座精美的教堂，他特别下令增加了岗哨）之美欣喜若狂，但他最终也未能确定，该教堂的精美之处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