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是人认知世界的第一触觉，也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人脑80%的信息是通过眼睛获取的，说眼睛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毫不过分。
2018年8月30日，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委联合发布《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目前，我国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形势依旧严峻。
当下，中小学生已陆续返校开学，也正值该方案发布两周年之际，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上海眼视光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卫健委近视眼重点实验室周行涛教授就近视防控工作进展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正值开学，谈及随着孩子们 “回笼”、眼科门诊结束“暑假档”，周行涛明显轻松不起来。“我国的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带来的不只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只有全社会关心近视防治，才能遏制近视低龄化、重度化的趋势。”针对《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提出的“2030年中国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的目标，周行涛强调，近视防控主战场在学校，但最不能缺位的是家庭和孩子的监护人。
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青少年近视增多，低龄化明显
现在的很多人恐怕不知道，中国曾饱受“致盲”问题困扰。解放初期，感染性疾病和营养不良性的眼病是主要的致盲原因，经不懈努力，中国的防盲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沙眼等致盲因素成为历史。当下，近视患病率渐成公共问题，高度近视在致盲眼病中已高居第二位。
2015年首份《国民视觉健康报告》发布四年后，该书主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发现，国家已高度重视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但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的态势尚没有太大改变。
形势有多严重呢？根据《国民视觉健康报告》，2012年我国5岁以上总人口中，各类远视力缺陷的患病人数大约在5亿，其中近视的总患病人数在4.5亿左右。可以说，中国几乎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近视。根据该报告，到2020年，我国5岁以上人口的近视患病率预估增长到51%，患病人口将达7亿。
“上海的青少年近视患病率超过50%，近视率随学龄而增加，这不是上海独有的，全球均如此。”周行涛表示，日益普遍的青少年近视呈现几个特点：发病率高、低龄化、发展快、度数高。在被广泛关注前，国内外眼科专家一直致力于防控干预。
2018年，国家八部委发文，要求“呵护好孩子的眼睛”。不过，情况非短期内能改进。2019年，国家卫健委公布的2018年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小学阶段从一年级的15.7%增长到六年级的59%，高三年级高度近视（近视度数超过600度）的人数在近视总数中占21.9%。
可见，近视不好“对付”，扭转近视率的拐点不是轻松可以企及的。
今年是非同寻常的疫情之年，孩子们的近视防控面临更大挑战。近日，教育部发布对9个省（区、市）中小学生视力情况调查结果：与2019年年底数据相比，接受调查的14532名学生，半年间近视率增加11.7%。
尽早建屈光发育档案，近视防控再提前一步
近年党和国家重视，全社会对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意识在不断提高，客观上已形成近视防控的良好局面。但接受采访时周行涛提及的一个现象值得关注：由于医学领域对近视发生、发展的机制尚未阐明，近视防控成效有限。
周行涛建议，在近视家庭中，要特别重视高度近视。近视主要由遗传、环境两大因素导致，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高度三类，其中，300度以下为轻度近视、600度以上为高度近视。
具体来说，高度近视者往往有家族史。比如，家庭中三代以内有高度近视的，就要对家庭成员的学龄孩子及学龄前宝宝尽早做眼科检查，及时到医院寻求规范验光。如果孩子刚上小学就有三五百度近视，家长要警惕每年增加度数是否过快，尽早进行医学干预。对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早筛查、早防控，有助于减少高度近视及其并发症，维护一生的视觉健康。
“可能有人认为学龄前（3-6岁）开始验光已经不错了，但我认为还不够早，特别建议3岁前就应该筛查和验光。有条件的家庭，在孩子3岁前就可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周行涛介绍，早从2002年开始，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已在褚仁远教授带领下率先在我国开始做这项工作，就是把“近防”再提前一步！
临床中，周行涛接诊过很多小于3岁的孩子，无一例外，都可以做到验光和建档。比如，一名2010年来就诊的3岁还不到的孩子，当时是轻度远视，周行涛结合眼轴长度及眼底等情况，综合判断孩子会发生近视，在每年屈光档案及复查时予以适当干预，现已随访10年，近视防控得不错。
在周行涛看来，近视防控“三件宝”：户外活动、光学方法和药物方法。近视干预一定要规范，以Ok镜为代表的光学手段，以低浓度阿托品为代表的药学手段，都要因人施策。“不是来了就一定戴Ok镜，也不是来了就一定配低浓度阿托品眼药水，即使配了，到底是晚上点眼药水一次、还是一天点两次等等，都要根据科学的检测、根据成效，完善个性化措施！
进一步开放高度近视号源，做好疫情下近视防控“升级版”
在社交网站、论坛上，类似“老母亲自救孩子视力的血泪史”等帖子总能引发家长的共鸣。有家长因为一年将孩子的度数增长控制在20度之内感觉“苦尽甘来”，也有家长因为两个小学生儿子同时验出三四百度的度数而懊悔不已。
在周行涛看来，近视防控当然与生活方式的调整有关，家庭“不缺位”非常重要，尤其是高度近视防控难度很大，要科学对待。他强烈建议，家长主动为学龄前孩子建立近视/屈光发育档案，“近视防控主体是家庭，建立近视防控档案不难，沪上学校已在建屈光档案，家长仍有必要为学龄的孩子建立个性化眼健康档案，包括近视度数在内的跟踪与干预。”
在医院层面，周行涛介绍，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将更积极担当守护五官健康的使命。今年5月以来，为照顾众多家长陪孩子检查眼睛，医院推出了下午三点到六点的防疫错峰版“近视防控便民门诊”。下一步，医院将进一步开放高度近视的号源，对实名注册在“五官科医院互联网医院”的患者进行优化管理，包括高度近视不限号、眼耳鼻喉科肿瘤不限号等；也将与视光学联盟单位进一步联动，做好疫情下近视防控的“升级版”。一切的目标只有一个：让近视患者找得到防治医生及团队。
近视可治，但“防”应摆在优先位置
成年人的近视，还能治吗？周行涛诚恳表示：近视手术属于超微创手术，已较成熟，是改善视觉的选择之一。
目前，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已成为国际近视“全飞”手术量第一的医院，开展的全飞秒手术、ICLV4C手术、以及老花眼手术和圆锥交联手术等，在系列研究论文中获得手术安全性与质量的循证依据。周行涛团队面向全国及亚太地区开展的技术培训，更进一步提升了我国近视手术技术普及率与安全性。
“即使高度近视800度或1800度，我们也会尽全力。所以，想向公众传达两个信息：第一，对近视防控，要重视，重视，重视！第二，对高度近视不要背太大包袱，近视是可防可治的。”周行涛同时强调，防治结合，“防”在优先位置。这些年，在上海市卫健委的支持下，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与闵行区卫健委、教育局等联动，开展共建近视防控体系的尝试。“我们会坚持不懈做好儿童与青少年近视防控，相信假以时日将看到成效。”
投身近视防治工作这么多年，周行涛感慨，这不是医院一家之力可完成的工作，是一项公共卫生工作，需在群防群控的基础上精准防控。
新学期开始了，孩子们的“屏幕暴露”短期内可能不会减少。疫情期间，学生近视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周行涛说，看到教育部发布的数据，很心疼孩子们。他还透露，在闵行区开展的近视防控工作，部分数据还在统计中，“有部分建档、并跟踪屈光发育的学生，数据低于国家数据，这是一个好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