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接受采访时曾给自己的散文分类：第一类是议论风格的作品，其中也有不少评论文字，像《中国爱情》《香火重温劫后灰》；第二类是小说化了的散文或散文化了的小说，像《红头绳儿》《哭屋》《失楼台》；第三类是诗化的散文，像《那树》《与我同囚》。相比大陆，台湾对散文似乎更重视，研究也要更早一些。像王鼎钧这样对所作散文进行分类的作家，在大陆并不常见，我们习惯把一些难以分类的文字扔进散文的筐里，于是越来越乱，一提散文，便不知从何说起。
王鼎钧是散文大师，几乎涉及所有的散文品类但人总有所偏爱，在他众多的散文作品里，最打动我的，多是第二类，小说化了的散文。这也与我个人的散文观相契，不论是情感还是经验，都需要实在的支撑。
这里的实在，不止是叙事，还有物。比如《红头绳儿》的开头：
一切要从那口古钟说起。
钟是大庙的镇庙之宝，锈得黑里透红，缠着盘旋转折的纹路，经常发出苍然悠远的声音，穿过庙外的千株槐，拂着林外的万亩麦，熏陶赤足露背的农夫，劝他们成为香客。
有时我想，散文是否就该从“物”，而非情开始？情过分私人，稍不注意，便容易成呓语，而物是情的载体，由此及彼，于是便多出一个层次，拉开了距离，美因此而生。好的散文应该是有距离的吧？情能动人，可如果处处落实，又有煽情之嫌，并非不好，煽情也是门技艺，只是过分感同身受，将文章里的种种对应到自己身上，有时又会错过许多微妙的东西。文字和生活太近，有时候看过，甚至哭过，也就忘了。
如此来看，散文的物，有些类似诗歌里的意象。这又重回到王鼎钧身上，他说文体之间本就不是界限分明，只不过为了学习、表述的便利，才放大了彼此之间的差异。什么是诗？什么是文？或许在过去，的确不能逾矩，押韵双行为诗，押韵散行为赋，继而又有骈文种种。但到今天，早已有各种尝试，诗体也有小说，散文也能成诗。这不是王鼎钧的原创，只是在他之前，更多的融合是以小说为本，郁达夫的抒情小说，沈从文的诗化小说，乃至艾青以散文作诗，却少见小说化的散文，诗化的散文，多少有些不公。我想到史铁生发表《我与地坛》前，编辑一再建议他作小说发表，最后他有点恼了，说我这就是散文。散文就低人一等吗？
王鼎钧是以散文为根的，尽管他借鉴了许多小说的手法。以物为例，他笔下的物不仅是情的载体，还承担了不小的叙事功能：
庙改成小学，神像都不见了，钟依然在，巍然如一尊神。钟声响，引来的不再是香客，是成群的孩子，大家围着钟，睁着发亮的眼睛，伸出一排小手，按在钟面的大明年号上，尝震颤的滋味。
我很爱这段描写，一下子就写出了时空变换，这是小说的技艺。因为这口钟在，流动的时间有了定点，同时提醒我们，这片土地上曾有一座庙宇，这类似小说里的“鬼魂”了，在故事开始前，就萦绕在上方，像是一块挥散不去的阴霾。
但散文终究不是小说，两者之间有比技艺更本质的差异。纳博科夫说，小说就是神话。它不发生在现实世界，尽管它可能会使用很多现实里的材料。这也间接指出小说家的身份，是魔术师，被赋予虚构的特权，能够完成未完的心愿，改变故事的结局。散文不能，尽管它能够借助小说的手法“搭建”一个时空，却不能改变其中发生的事。从这点看，散文或许要比小说更忧郁些，它所表现的一切都已成过往，往者不可追。散文是关于遗憾的艺术。就像《红头绳儿》的结尾，他取巧借一场梦，给了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这已是他能做的极限了，因为在现实里，他再没有回过大陆，经历数十年的战乱变革，那口钟和那个人也早已无迹可寻。
如果我们将一篇散文，放在横纵两条轴上观察，横轴便是它的广度，同外物的联系，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纵轴则是向内的挖掘，是一棵树的根，是一片海的底。
王鼎钧几度漂泊，从山东兰陵出发，历经战乱，四九年到台北，七九年又移居纽约。乡愁可说是他散文的底调，继而形成一种美学。在我眼里，他把乡愁带到了另一个层面。
为什么一定是他，为什么一定是乡愁呢？这可能还要从古典说起。
王鼎钧的散文有古气，首先是语言上，受文言的影响颇深，再是散文里的一些物象，似从古典中来：
我的卧房兼书房，本来是打更守夜的人休息的地方，跟当年二先生的书房遥遥相对。书房已经烧毁了，院子里的那棵梧桐树还在，树干很高，叶子肥大，显出它是所有的树里面最大方清洁的一种。
不管是“打更守夜”，还是“二先生”这样的称呼，在现代都不常见了，还有那棵牵动人情的梧桐树，中国人的梧桐，从来不只是一棵树。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这是诗的境界了。他若是止步于此，也是个好散文家，以个人为引，串起古今，但放到文学史上看，又稍显不够，因为太像前人。大作家往往有所开辟。
王鼎钧的乡愁比前人要更进一步。这可能也是他超脱古典的地方吧？到底受了现代文明的冲刷，乡愁不只是乡愁，更是一种人生境况。没有故乡的人，便不懂乡愁吗？或许他想讲的是：漂泊才是人生的常态。这发现使我心惊，乡愁并不一定存在于空间的变换，人生的动荡不安，早就从我们脱离母体的瞬间就开始了。
所以在他的散文里，乡愁似乎不是终点，而是抵达另一种体验的路径，就像《失楼台》的结尾：
以后，我没有舅舅的消息，外祖母也没有我的消息，我们像蛋糕一样被切开了。但是我们不是蛋糕，我们有意志。我们相信抗战会胜利，就像相信太阳会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从那时起，我爱平面上高高拔起的意象，爱登楼远望，看长长的地平线，想自己的楼阁。
以写作的技法来论，这一段当然好，用蛋糕比喻至亲的分离，举重若轻，而且经过此遭，人物有所变化，开始喜欢“拔起的意象”。但这还不是他的全部目的，他先写我没有舅舅的消息，再写外祖母没我的消息。于我，这是神来之笔，叙事本就比抒情更加客观，行为又比情感有更多的阐释空间，再加上一层由我及彼的传递，本来主观的乡愁离苦，便生出更普遍的意味。后来，他又提到抗战，人的意志，这又是他散文的另一特点了：对外在世界的关注。他的乡愁能演变成一种美学，也和时代分不开。两岸对峙，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始终关注时代，哪怕是这些带有回忆性质的散文，冥冥中也像是对时代情绪的回应。
这是否也能用来回应当下散文的困境？
我们似乎对外部世界失去了兴趣，对处理时代，回答宏大问题失去了兴趣。可能因为我们经历过一个只有共名，只有博爱的时代，于是在它结束之后，羞于提及这些词汇，再加上西方现代文学的冲击，我们的写作变得越来越私人。以致现在，书写个体的、细微的、敏感的情绪波动，好像成了一个“传统”，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得更长，可能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结论。
且不论王鼎钧的评论文章，很多是直接对社会现象、文化心理、民族历史的思考与回应，就以之前谈论的叙事散文为例，他用小说的技艺构建时空，用特殊的物模拟诗的意象，看似书写的是个人经验，但背后往往是一个大的时代。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是腐朽的论调，早在十九世纪就已被淘汰。可我想时代与个人本就不是对立的，完全沉浸于个体的表达，可能需要更大的能量，而且这种刻意的无视，是否又构成另一种关注呢？
我无意纠结这些，只是单纯地觉得，散文写作如果忽视外部世界，忽视时代情绪，无异于自断一臂，很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