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伊朗国家博物馆先史陈列中，几乎每一个展柜都会附录一个国家考古队和几位学者的名字，褒扬这些学人对于伊朗文明研究做出的贡献。其中一个展柜专门陈列了日本江上波夫等学人的农业考古和新石器考古工作发掘的文物（1965）。
江上波夫
日本对伊朗的了解，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伊朗恺加王朝国王纳赛尔丁·沙在两次结束访欧途经俄罗斯时，都曾照会日本驻俄公使，表示愿意建交通商。明治政府于是在1880年4月派出一支混编的10人外交代表团，团长吉田正春（1852—1921），以印度人、阿富汗、伊朗人为翻译向导，开始了第一次建交使途。使团于5月抵达波斯湾上岸后，自行购买了10余匹马、驴、骆驼作为交通工具，但是并没有直接去德黑兰，而是取道巴格达，去探访两河流域的历史地理。从伊拉克折返后，经历了斋月的饥饿和荒漠间艰苦的陆地旅行，沿着古代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御道，先后走访波斯波利斯、帕萨尔加德、毕沙普尔、伊斯法罕等历史古迹，在9月初抵达德黑兰，9月27日受到了国王纳赛尔丁·沙的接待。这支代表团除了外交官、军人，还有一些陶瓷和金银器商人，携带着日本的七宝烧、军刀等特产，以求扩大贸易。虽然根据当时档案记载，彼此了解不多，但双方都是以亚洲积极进行西化改革的国家自居，理念不谋而合。
吉田正春归国后撰写了《回疆探险波斯之旅》（1894），同行者撰写了《波斯纪行》（1881）。也正是这位外交官吉田正春，在1878年将“Archaeology”一词正式翻译成“考古学”介绍给日本[译奥匈帝国驻日使节之子Heinrich Von Siebold（1852—1908）所作《考古说略》，1879年出版]。吉田正春在前言中写道：“考古学是欧洲学科的一部分，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文化考古，另一种是人类学考古。”可见他对当时欧洲考古学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日本本土的近代考古学调查，也是始于1877年E.S.Morse对东京大森贝冢遗迹的发掘活动，而1879年出版的报告书比《考古说略》晚两个月。
之后，日本与伊朗并没有建立起通商和文化交往，国王纳赛尔丁·沙于1896年被刺身亡，建交之事也被悬置起来。直到1929年，两国正式确立外交关系。此间伊朗也通过中国驻俄罗斯的代表，表达了同中国建交的意愿，俄罗斯也又一次充当了中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