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音”和“噪音”不是一组反义词，而是以正常音量为分界的两个极端。同样的，京沪高铁车厢内的“静音”和“噪音”，也并不是“文明”和“不文明”的对峙。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设立“静音车厢”并不是纯粹地“还一份清净”，也不是简单地恢复正常秩序，而是设立另一种极端条件，满足一部分旅客的个性化需求。
所谓“极端条件”和“个性化需求”，也就意味着“静音车厢”并不是一种普遍的选择。对于绝大多数乘客而言，与邻座的朋友聊天、与亲戚通电话、向乘务员购买盒饭零食，这些行为相当自然，也不影响他人。但是在“静音车厢”里，甚至连睡觉打呼、收拾行李都可能因为分贝过高而被禁止。所以“静音车厢”并不舒适，反而略显拘束。
从乘客的角度讲，“清净舒适”的旅程也并不是车厢静音，而是隔绝噪音，包括高声喧哗、嬉戏打闹、音视频公放等等。然而这些噪音由不文明行为产生，违背乘车规范和公序良俗，理应在任何一节车厢禁止。所以设立“静音车厢”并不是确立一种新的规则，将列车一刀切地划分为“禁止噪音”和“允许噪音”，而是在普遍禁止噪音的基础上提供静音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是必要的。部分长途旅客没有通讯聊天的需求，反而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来休息或办公。制约这种诉求的不只是噪音，还有绝大多数乘客的正常行为。所以当合理诉求相冲突，“静音车厢”就成为疏通矛盾的精细化、人性化管理措施，让多数人和少数人各取所需，各得其乐。
与此同时，设立“静音车厢”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倡导“差旅文明”。乘客对于“清净”的需求也许是差异化的，但是对于“噪音”的反感却是同质化的。社交媒体上，网友们苦噪音久矣，又对“静音车厢”呈现一边倒的支持，这反映出噪音问题已经成为铁路上的一大顽疾。“静音车厢”正是响应了这种呼声，虽然并不普适，但是它变相强化了群体的“安静”意识以及个人的素质门槛。从这个角度讲，设立“静音车厢”，其本质是用“静音”来治理“噪音”，达到“矫枉过正”的效果。
截至目前，“静音车厢”还停留在概念层面，许多标准细节尚需明确。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对于“静音”的个性诉求和对于“噪音”的普遍反感不应成为相互平衡的制约条件，二者必须兼得。对不文明行为展示强硬，对乘客服务施以柔性，方能还多数乘客“一片清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