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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虽然互相对立，但并非不可以彼此相约，各守边界，互不挑衅，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此基础上进行和平竞争，在和平竞争中分出高低。
但是，周恩来又意识到帝国主义并不那么"听话"，想象不能代替实际，要想维持世界和平，还得去团结一切和平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以推迟和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57年1月3日，周恩来访问东南亚几个国家后回到北京。1月5日，他接见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大使、代办，讲述通过这次访问形成的一些思想看法，供这些国家的党和政府参考。
周恩来说，通过访问，觉得世界上明显地存在着两个阵营，即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同时存在三种力量，即社会主义力量、帝国主义力量和民族主义力量，并指明这不是按社会制度，而是按国家来划分的。
周恩来指出，民族主义国家奉行和平中立政策，普遍爱好和平，强烈地反对殖民主义，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帝国主义不愿意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友好，既要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也要破坏民族主义国家。因为民族主义发展，将使整个殖民制度动摇。我们要努力发展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按照五项原则办事。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要争取同他们和平共处。当然，社会主义各国更需要加强团结，使帝国主义无孔可钻，使世界和平有可靠保障。
把世界划分为三种类型的国家，表明周恩来不同意把世界单纯地看作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两极对立，否认存在国际中间路线的教条观点。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国家正是世界的一种中间力量，尽管它们和帝国主义国家都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就使社会主义国家在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取得了多数地位。
周恩来不仅在国际范围内划分了"左"(社会主义国家)、"中"(民族主义国家)、"右"(帝国主义国家)三种力量，而且还进一步把资本主义世界也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即大体上以新独立的国家和正在进行独立运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组成的"和平中立派"，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团结"和平中立派"，争取"维持现状派"，孤立"主战派"。对于主战派美国，也要采取坚定而又慎重的政策，既反对其侵略与战争政策，又不主动挑起冲突，以和平政策去影响它。这种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思想符合二战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对促进世界形势由紧张转向缓和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周恩来把维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看得非常重要，确认它是世界和平的基本保障。1957年1月，他访问波兰、匈牙利的使命就在于弥合"波匈事件"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裂痕，希望恢复苏联的威信，以便在它领导下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持久团结。他虽然在波兰、匈牙利说明苏联干涉它们的内政是不对的，但也不赞成它们摆脱苏联的领导。他认为经过"波匈事件"，兄弟党可以讲不同的意见，不再像过去那样一潭死水了，这有助于推进团结和进步。他对波兰的哥穆尔卡说：苏联在与许多国家的关系中都存在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不平等。这个错误与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带头作用这点比较起来，只属第二位。我们都是列宁时代的党，大家都还在探索道路，多少会犯些错误，应该互相帮助，相互信任，消除猜疑，才能团结得好。
1959年，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了戴维营会谈。事后，赫鲁晓夫宣称这次会谈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世界已经进入了谈判解决主要的国际争端以建立持久和平的阶段"。
1959年底，英国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前往北京，她坦白地向周恩来承认说："总理，我认为戴维营会晤对全世界都有利。"事后韩素音记述道：接下来是毫无声息，安静得好像一切都凝固了。做记录的秘书举着笔僵住了。周恩来的助手满眼恐惧地瞪着我。
周恩来说："我们不这么看。""我们并不反对合情合理的妥协，但妥协必须要有限度，决不能出卖其他国家的利益。我们现在要决定的是世界各国人民是否有权获得本民族的解放，获得民族独立，还是要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这一点我们决不能让步。"韩索音这才知道"中国人的不妥协"的意义。
周恩来不是说过和帝国主义可以和平共处吗？不错，他和赫鲁晓夫的区别在于：他认为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不能以牺牲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为代价，否则缓和便是虚假的、靠不住的。所以，1961年10月，当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他嘲笑苏联天真地轻信新任美国肯尼迪政府关于缓和的安定人心的言论，接着严肃地谈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强调"绝对不应该有损害团结的任何言论和行为"，"在敌人面前公开暴露兄弟党或兄弟国家之间的争端，不能被认为是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大智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