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S直聘今年年初发布的《2020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告》显示，2019年女性薪酬刚超过男性8成，女性与男性薪资差距3年来首次缩减。从行业来看，女性从业者更为集中的领域，除专业服务外，其余行业如教育培训、广告传媒、文化娱乐等，平均薪资均显著低于男性主导的互联网、电子通信、能源等科技行业。尤其在互联网、电子通信等科技行业，高薪技术类岗位上的男性数量远多于女性，造成男性平均薪酬明显高于女性的现状。女性创造的巨大社会价值和职场公平再次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而在职场女性中,存在一个更需要引起关注的、既普遍又特殊的群体——职场妈妈。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孩子，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职场妈妈们还需要轮“第二班岗”。她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和其他职场人一样，从事全职工作，直面高强度工作和竞争的压力，但同时还要承担起绝大部分育儿和家务职责。社会学家玛丽·布莱尔-洛伊（Mary Blair-Loy）认为职场妈妈们面临“竞争的奉献”：那些花了太长时间照顾家人的职业女性会被认为亵渎了工作奉献图式，而那些避开家庭责任或者将家庭责任委托给他人的女性则被认为违背了家庭奉献图式，陷入工作—家庭冲突的困境。
近日，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的专著《职场妈妈生存报告》由世纪文景出版。这本书以职场妈妈的困境为出发点，选取了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非常不同的四个国家——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对其中的135位中产阶级职场女性进行访谈，调研她们想要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以缓解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从而从国家制度、市场配置、文化氛围等角度，试图勾画一种对职场妈妈更为公平并能够提供更为充分的支持的社会图景。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
[美]凯特琳·柯林斯著
汪洋 周长天译
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历时5年，采访135位职场妈妈，比较4种迥异的家庭福利政策模式
今天，每一个快速运转的国家都面临着新的社会和经济现状，以及存在于职场和家庭的传统性别角色之间的冲突。过去的一人挣钱/一人顾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越来越多的妈妈们需要兼顾职场与家庭。不同国家的福利制度、多样的社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共同调解着一个当代难题：如何分配经济生产的责任和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育儿责任。
瑞典以其两性平等政策而闻名。作为社会民主福利模式的代表，瑞典推行双职工/双照顾者模式，施行16个月性别中立的带薪育儿假，包括不用即作废的“爸爸月”，再加上健全的公立幼托体系，瑞典的职场妈妈可以从伴侣、雇主、同事和政府那里获得支持，兼顾工作和孩子并不困难。
作为传统福利模式的代表，统一后的德国推行一人挣钱/一人顾家模式，施行12个月的带薪育儿假。虽然兼职工作在德国较为普遍，但妈妈们想要在事业上更进一步是很困难的。受强烈的母爱主义价值观影响，在德国，放下孩子出门工作的妈妈会被指责为“乌鸦妈妈”，有事业心的妈妈则会被蔑称为“事业狗”。
作为家庭主义福利模式的代表，意大利推行家庭/亲族互助模式，施行5个月的产假（发放80%的薪资）加6个月的育儿假（发放30%的薪资），移民的涌入为意大利带来了非正规、低收费的照顾服务。然而，理论上有用的家庭政策在实际中并未见效，甚至给妈妈们带来极大的压力。在意大利，职场妈妈既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妈宝男”般的老公。她们往往无法超越意大利职场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成为一名“理想员工”。和我国情况类似，意大利的职场妈妈们还可以通过隔代育儿（老人带娃）、外包育儿（保姆带娃）的办法来缓解自己的压力。
作为自由主义福利模式的代表，美国的职场妈妈们能获得的福利待遇却最少，受各方援助最少的美国职场妈妈因为自己的孤立无援与内忧外患而焦头烂额。美国也拥有最高的母亲和儿童贫困率，各州法律或有不同，但联邦政府并不提供带薪产假，妈妈需要自己去解决问题。在美国，当一个职场妈妈比在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要困难。同时，因为职场环境更欢迎能够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的员工，女性在那些高收入的职位面前相较男性竞争力更低，职场妈妈也很容易被边缘化，或调岗到所谓的“妈妈岗”，即更不重要的岗位或兼职。
政策支持需要去满足妈妈们做出的多样选择，赋予公民更多“选择的权利”以及就兼顾就业和育儿提供更为丰富的选项。在制定政策和实行政策的过程中要让女性的声音得以被听见、让女性的意见得以被作为参考。因此，柯林斯呼吁借《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一书，让政策制定者听到职场妈妈的声音，让大众开始转变对职场妈妈的态度。承认照顾有价值，提供照顾的人也有价值，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兼顾有偿劳动和看护劳动，并为家庭提供照顾所必须的物质和经济支持。只有转变社会文化的态度，才能让政策真正落地生根，造福职场妈妈。
直击当代职场妈妈的焦虑根源，颠覆工作与家庭平衡的传统目标
姚晨在《星空演讲》发表了一篇演讲，名为“中年女演员的尬与惑”，道出了职场妈妈的心酸：“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如果你选择成为一个职业女性，就会有人说你不顾家庭，是个糟糕的母亲；如果选择成为全职妈妈，又有人会说，这不算一份职业。”张泉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问题，她反问记者：“如果我是一个男企业家，你还会问我这样的问题吗？我们这个社会多元了之后，不应该有这么多的性别偏见。”科学家颜宁在第五届Women in Science论坛中也被问到，她的回答是：“我很不喜欢的一个问题，是问我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我不喜欢回答，因为这不是女性的问题，而是两性的问题。”
女演员、女企业家、女科学家所面临的问题，也同样在我们身边普通的职场妈妈身上上演。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职场妈妈所承受的双面人生之“难”与“不公”，更加突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婓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密集母职”给职场女性带来无形却让人喘不过气的压力，“我国女性的就业率比其他国家高，对于职场妈妈而言，就要面临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今天的中国女性越来越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因为比起我们的父母辈，如今的工作节奏快，职场妈妈的上下班时间和孩子作息时间不匹配。而“密集母职”要求女性必须毫无保留地全方位地对孩子投入时间和精力，认为在孩子身上花再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值得的，越多越好。这就导致了很多妈妈认为花再多时间陪伴孩子也不为过，陪伴的时间越多越好，时间少了就自责内疚焦虑甚至抑郁。
柯林斯在《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中也告诉我们，单靠政策无法解决女性的问题。缓解她们的外在冲突与内在矛盾需要对各国社会有关性别平等、就业和母职的文化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她调查所涉的四个国家中，女性都处于不切实际的“好妈妈”标准之下，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要求我们的社会文化重新定义母亲、工作和家庭，如：育儿的责任不应由女性独自背负，理想员工的形象不应由男性代表，等等。
柯林斯提醒我们，尽管工作—家庭冲突可能看起来是属于个体的、私密的困境，但这并非当代生活不可避免的特质，而且这也不是女性自己造成的问题，这背后暗含更深刻的政治本质：一种性别不平等的权利的斗争。要解决职场妈妈的工作—家庭冲突，公共支持是必要的，形式应该包括金钱上的补助以及政策上的支持，还有在文化上要承认母亲参与有偿与无偿劳动的价值。而要达成这些变化，真正营造一个对妈妈们更友好的世界，需要男女两性，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时代在进步，女性要真正走出困境，还要激发男性的觉醒，不光两性关系需要一个全新的定义，婚姻与育儿的价值一定也需要重估。从个体家庭到公共社会，是时候重新分配育儿责任了。达成工作与家庭平衡的目标，不应是妈妈们需要独自承担并解决的困境。大到国家政策，社会对于女性、男性、家庭以及职业的主流看法，小到工作构架，每一天与伴侣、朋友、亲戚、孩子以及同事们打交道的细枝末节，妈妈们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所需要和期待的东西受限于她们的生活世界，她们需要的是被更公平的对待，而非教她们如何去平衡。
▲作者凯特琳·柯林斯
相关书摘：好员工还是好妈妈？
关于母职的社会意识形态源自“文化图式”，即我们通过共有的文化模式来见证、理解和评价我们的社会现实。这些图式塑造了女性的意见和行为。美国妈妈们备受压力的原因是“密集母职”，即认为成为母亲以及婚姻是女性首要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这种文化理念唆使女性相信她们的丈夫和子女是脆弱的、需要母爱的，而她们的照料是有意义的、创造性的、能够带来满足感的。爸爸们则天生缺乏关爱别人所必需的技能，因而无法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密集母职的模式，又称“家庭奉献图式”“协作培养”或“推崇幸福家庭”。
家庭奉献图式还有一个几乎同样顽固的对手：工作奉献图式。这种图式也被叫作“理想员工”模式，即员工在情感上和时间上都应该将忠于自己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并由此获得独立、地位和满足感作为回报。这种理想员工的信仰遍及当今职场，且一步一步使得男性在职场更占优势、女性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美国，职场上最为主流的约束力与家庭生活造成的限制刚好是矛盾的。帕梅拉·斯通（Pamela Stone）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妈妈群体中进行的“退出革命”研究表明，巨大的文化压力敦促妈妈们努力扮演出理想员工的样子，这为她们造成了沉重且持续的焦虑。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有大批原本身居高位的女性离开职场，且相比责备她们的雇主，这些女性更倾向于认为是自己能力不足，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斯通的研究澄清了女性“主动选择”离职的错误观念。她认为，这些女性事实上是因为刻板的政策、制度障碍，以及一个对待努力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女性不进行奖励反倒实施惩罚的体制而被迫离开职场的。
社会学家玛丽·布莱尔—洛伊（Mary Blair-Loy）将这种压力称为“竞争的奉献”。那些花了太长时间照顾家人的职业女性会被认为亵渎了工作奉献图式，而那些避开家庭责任或者将家庭责任委托给他人的女性则违背了家庭奉献图式。这种困境是妈妈们工作—家庭冲突的源头。贫穷的女性也会遭遇工作—家庭冲突，但相比中产阶级或者上流社会的女性，她们手头可以运用的资源更少，调整工作安排以应对工作和家庭生活中“日常的不可预料”的能力也更弱。
尽管工作—家庭冲突看似私人或女性个人的困境，布莱尔—洛伊认为事实上这是由背后更为深层的道德和文化理念造成的，这种理念预先设定了好员工和好母亲的标准以及人生价值。规范性决策的冲突给妈妈们造成了无法克服的困境。这种冲突决定了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工以及职场中的时间安排、企业意识形态、晋升模式和评价标准。但无论女性决定工作还是全职在家，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女性的就业决定都是从家庭角度出发的。事实上，所有社会阶层的女性都将如何对自己的家庭最为有利作为工作抉择的前提。
尽管我采访的瑞典妈妈们普遍自认比较满意，但作为母亲，她们的生活世界并非毫无压力。很多瑞典的受访者因为履行扎根于阶级特权的“密集育儿”（针对社会学家莎伦·海斯［Sharon Hays］提出的“密集母职”的性别中立的说法）而似乎都感受到一种无声无息但绵延不断的紧张。大多数与我谈过话的女士们都提到要在家做饭菜，要尽可能将孩子送进最好的日托班，又要确保孩子不会在日托班里待太久，要有足够的时间在户外度过。当妈妈们确实感受到工作—家庭的冲突时，她们倾向于将其归咎为理想化的密集育儿。
比如，她们解释说“太晚”去日托班接孩子被视为是种禁忌。来自德国的单亲妈妈玛丽每周要工作39个小时，相比她在斯德哥尔摩办公室那些下午四点就走光了的同事们，她有时候会工作到更晚一些。她说，她女儿所在的日托班老师曾评论说她的孩子好几次都是最后一个被接走的。
“好家长”的规范决定了什么时候开始送孩子去日托班以及每天将孩子留在那儿多久，这影响了妈妈们对于何时返回职场以及花多少时间工作的决定。尽管我的受访者们似乎都对孩子们在日托班的经历表示满意，她们却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下午在那儿待“太长时间”。有伴的家长们努力调整工作安排，爸爸妈妈中好有一个人下午去接孩子，而且越早越好（很多人都提到下午三点是接孩子的理想时间，尽管日托班开放得更晚）。
有好几位女士向我坦诚她们为了当个完美家长而倍感压力。工程师马娅表示：
我努力不因为各种各样的忠告和书籍而焦虑—真的有太多育儿书了，我觉得在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家长如今的压力很大。这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笑）……我努力不去想，但我知道总有压力在那里。比如说，你得做个完美的妈妈，你得早点去托儿所接孩子，但同时你正在打拼事业，你还得做好饭，当个完美的伴侣，还有，你知道的，这样那样的，各种没办法兼顾的要求。（笑）除非你自己放松一点。
当我问马娅是什么驱使她想要在工作和家庭方面同时做得无比出色，她告诉我说除了自己，她还真想不出来其他的压力来源：
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说我必须做这个或者那个。我想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可以好好地养育（我们的女儿）吧。当我看着她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她是个快乐的孩子。大概我们确实做得不错。（笑）我不认为社会对我有那么高的期待……但是呢，我对我自己恐怕是有的……我得去兼顾——特别是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这是我给我自己的压力。因为我想要让所有人都觉得我尽可能做到最好了。但是要说服我自己就有点复杂。至于说做个好家长，我真的认为如果我能保持冷静、对生活满意，那么我女儿应该也会有相同的感受。所以我很努力想要成为这样的人。（笑）这种时候育儿假真是很有用的。
在育儿方面，马娅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尽管所有证据都显示她做得很好，她也能感受到周围的人对自己的大力支持和钦佩，但她总觉得自己在兼顾工作和家庭方面还没有做到最好。可能这份焦虑来源于政府所宣传的，瑞典女性应该无缝衔接并且游刃有余地兼顾母职和工作吧。当马娅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她觉得一定是自己出了问题，因为这个体系为了妈妈们的个人成功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好了，这可是出了名的。
有一位瑞典女性认为，职场妈妈的形象过于普遍，以及通过法律变得根深蒂固的双职工/双照顾者模式已经使得妈妈们没有了其他选择——即便某个妈妈对待在家里有些兴趣，她也不能这样做。
在联邦德国，公认的“好妈妈”会：（1） 在孩子出生之后就停止工作；（2） 最好在孩子出生后的头几年都待在家里；（3） 在孩子们十几岁之后，或者甚至等孩子们彻底离开家之后，找一份兼职的工作。我的受访者表示，在联邦德国占据主流的看法是：假如妈妈外出工作而不是陪在孩子身边的话，那么所有的孩子，尤其是年纪尚小的孩子，都会在成长发育上、心理上和感情上受到伤害。这种论调与我在柏林和斯德哥尔摩了解的信息完全不同。
索尼娅提到过，联邦德国的人们对于那些在孩子仍旧是个婴儿或者幼儿的时候就出门去工作的女性有种贬低的称呼：Rabenmutter，“乌鸦妈妈”。这样的女性“把孩子留在空巢里，自己飞出去追求事业”。
妈妈们承认会觉得愧疚，甚至在解释她们认为事业进步与当个好妈妈无法兼得时压低声音，仿佛在呓语一般。她们会在职场中“后退”和重新定义成功来适应密集母职的意识形态。白人银行高管珍妮特已婚，每周工作45小时，她在公司的职位可谓显赫。但她解释说自己能做到这个级别的原因是她选择先立业再成家，然后因为不能生育而领养了一个孩子。在我们进行采访的时候，她的儿子4岁了。珍妮特带着我穿过办公楼的玻璃大堂，走进她设备完善的办公室。一进门我就看见了她儿子的照片，她书桌边的墙几乎被大幅照片填满了。我问她妈妈们是否有机会踏上事业巅峰，珍妮特停顿了一下，然后轻声说：“我不知道。老实讲，我觉得很愧疚，而且现阶段我在工作上也没有特别努力。能成就事业巅峰，又能同时平衡工作和家庭，有时间看得到自己孩子的，一定是非凡的女性。”我问她：“能做到这一切的女性应该具备怎样的特质呢？”珍妮特又停顿了一下，能明显看出她在犹豫，然后她回答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能……或许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存在吧，或者我不认识这样的人。我这样说或许有些刻薄，不过我真的觉得在某些时刻，你只能二选一，在事业上全力以赴，或者全心顾家。”
从珍妮特的话（以及之前提过的格洛丽亚的话）中能发现她们都有“妈妈的战争”观念：好妈妈没办法在事业上走得很远，因为这样她们就连看看自己孩子的时间也没有了。在这方面，美国妈妈的想法与德国妈妈担心自己被叫作“乌鸦妈妈”很接近。不过大部分批评别人野心太大的德国妈妈自己都有兼职工作，因为兼职工作在德国要比在美国普及得多。
即便是已经身处高层的受访者，如切尔茜和珍妮特，也认为在工作上“后退”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能减轻她们的工作—家庭冲突。急诊室医生劳伦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你不能期望一切都做得完美。有些事情就是得放弃……我自己把对工作和家庭生活两方面的期望都降低了（笑），才觉得自己能撑得下去。这可不是说我不会再对工作或者生活抱着不好的感受—我仍旧时不时地觉得糟糕透了。”这种无可避免的失望在我采访的大多数女性身上都很明显。妈妈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她们无法摆脱对工作和家庭生活同时抱有愧疚感。这种伤感也曾出现在德国和意大利妈妈的话语中，不过对德国妈妈而言在工作上“后退”意味着兼职。无论成为理想员工或是履行密集母职，都要求极高的关注度且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因此妈妈们从来不觉得自己在两个领域都取得了成功。这是很合逻辑的：妈妈们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在我进行访谈的五个国家和地区中，妈妈们都不由自主地接受了主流观念，即自己需要将大量时间和精力倾注到孩子身上。在完成了所有的访谈之后，我有一个疑问一直没有得到解答：妈妈们究竟将什么时间留给自己呢？在某个时间段里，她们不是妈妈，不是女儿，不是伴侣，不是朋友，只做自己？简短的回答是，她们基本没有这种时间。所有我采访的女性都说，在当了妈妈之后，最先失去的就是只属于自己的时间，在她们的日程表里怎么也挤不出这样的时间了。想要让妈妈们不必再遵循理想化的母职标准，给她们减减压，那么就不该将当个好妈妈与所有耗费时间的责任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