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0.7%。尽管中国交出了2020年世界经济的最好成绩单，但在全球经济进入旧结构解体，新结构模糊不清的状态下，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在“双循环”中转型升级，依然是个大挑战。近日，在2020年度“JIC讲堂”第一讲中，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王跃生教授深入分析未来全球经济形势及产业经济发展新动能，并解读在此背景下我国正在推动形成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未来经济的推动作用。
王跃生，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
中国是往昔全球经济“中心-外围”结构的受益者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结构的基本面貌就是以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中心—外围”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主要发达国家占有世界经济总量大部分份额，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国际规则、资源配置和全球治理中心。外围国家则充当自然资源、产品市场、加工制造角色，按照发达程度和与中心国家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由近及远涟漪式展开。尽管这一结构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显然有利于中心国家，但客观上也为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自二战以来，以“中心-外围”结构为机制的全球经济循环，成为全球产业转移、GDP增长、贸易、投资发展和消费者福利改善的基础。
中国作为“外围”国家的重要成员国之一，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这个全球化结构之下的产业结构大转移。在“中心-外围”结构下，目前为止，全球共发生了五次国际产业大转移。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和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就是在国际产业大转移当中逐渐形成的。20世纪70、80年代，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国际产业梯次转移”中，发达国家将重化工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地区。亚洲四小龙国家一手承接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一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中国，中国大概就是在这时开始登上全球经济循环的舞台。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全面承接了全球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工厂。可以说，中国整个的工业化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全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
1944年7月，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了布雷顿森体系，图为该会议参会人员合影
全球经济失衡，呈双边、诸边、区域为主的碎片化
当代世界经济的最大结构性问题是“中心-外围”结构解体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
“中心-外围”经济结构的制度基础是以美元为核心的战后国际货币体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国的超强经济实力为条件。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结构带来很大破坏，以这场危机为分水岭，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美国经济早已大大衰落，今非昔比。“中心-外围”经济结构矛盾在低迷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全面爆发。
在中心国家，特别是美国，持续的基础产业外流导致制造业衰落，随之而来的是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同时，在美式全球化结构下，获益者主要是大企业和资本家，受损者则是产业工人，这造成贫富分化加剧和社会矛盾与社会撕裂。
而“外围”国家的矛盾更早显露出来。1998年的东亚经济金融危机和更早期发生的拉美债务危机表明，外围国家如果不能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则必然陷入低成本依赖、比较优势锁定和中等收入陷阱。二战后全球40多个国家经历了工业化的过程，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不超过5个。而近年美国对WTO的破坏又给了全球化结构致命一击，“中心-外围”结构瓦解，在短期内难以恢复，而全球经济结构新秩序尚未形成。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经济将是一个以双边、诸边、区域为主体的碎片化结构。
二战以后全球经济“中心-外围”结构版图
中国发展模式不平衡与世界经济结构改革息息相关
在全球经济秩序失衡之下，国际经济环境的一系列变化对中国产生巨大冲击。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外向程度高，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世界经济结构的影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越来越不平衡、不可持续。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均显疲态。经济结构上，过度依赖低成本优势使创新与产业升级进展缓慢，结构调整滞后，竞争力不足，进而使虚拟经济泡沫严重，实体经济失血。中国走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当年崩盘的关头，能否实现转型发展，是中国能否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不仅如此，中国在全球与区域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失衡状况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形成与世界经济结构息息相关，因此，中国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结构的变革亦息息相关。然而，如已指出，世界经济结构变革绝非易事，现有世界经济结构的延续将对中国经济转型产生制约和限制。这就是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国内大循环，依靠自主研发和自主产业链的完善
在世界经济结构短期内难于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我们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所积累的财富、所取得的成就，使我们有可能利用已有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探索一条实现自身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经可持续发展，同时逐步改变世界经济失衡结构、促进世界经济结构转型。事实上，经过新世纪以来十几年的发展，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调整，这一道路已初露端倪。这就是，今年两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过去的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的一个关键环节，但不是独立循环的。在技术、关键零部件和市场等方面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就是要减少甚至摆脱对外部因素的依赖，让中国经济独立完成从研发、设计，到生产、销售的全过程，这就是“国内大循环”。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在目前的全球经济环境中，期待得到外部的配合显得困难重重，中国所能依靠的，大多只能是自主创新。在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的格局下，我国自主创新一定会有迅速的发展，因为巨大的竞争压力会逼迫内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自主研发和自主产业链的完善与提升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动力与基石。内循环的实现并不容易，有诸多障碍，扩大内需，延长技术，科技教育，都与内循环的形成有关。同时，国内大循环要谨防走向低水平循环，谨防内循环走到封闭的老路上去。
讲座现场
“双循环”重点是一带一路、技术互换、市场互换
“国内大循环”当然不排除“国内国际双循环”，但是这时的循环和过去的国际循环是不同的，过去我们是被动的、从属的、不对等的循环，未来的“双循环”一定是主动的、平等的、对等的循环，是与外部的技术互换和市场互换，而不是我们的技术依赖和市场依赖。未来外循环的重点是一带一路、技术互换、市场互换等等。在国际循环中，把中国经济转型与对外经济关系战略调整和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统一起来。在稳定和不断改善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逐步恢复全球经济平衡的同时，大力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形成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以此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目标。简言之，通过以内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中国经济转型。
王跃生向听众推荐了8本观察全球经济新动能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典著作
人类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就不可能再退回到城邦时代。在我看来，当代世界经济的理想状态还是“全球大循环”。人为撕裂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现在无法形成“全球大循环”不是因为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的原因。但我相信若干年之后，也许全球化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现场照片来自主办方，其余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