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中国馆近3万件展品，馆长为何选这600件导览中华文明史

【导读】来自6000千年前的陶罐，如何彰显新石器时代工艺？一组陶制墓柱，投射汉代社会“视死如生”丧葬观念？异域主题的唐代酒器，蕴藏着盛唐商贸怎样的密码……新近引进出版的《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一书由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汉学家霍吉淑撰写，以承载文明印记的文物为基点，从近3万件中国馆藏精选600件，透视其背后社会的人、事、时、地。有别于一般宏观讲述，新书以造物勾勒7000年中华文明史脉络，从远古石器、商周青铜器、魏晋石佛经卷，到唐宋书画、明清瓷器，几乎囊括中国全部艺术门类。

英国著名新文化史家彼得·伯格在《图像证史》中指出：“图像是历史的遗留，同时也记录着历史，是解读历史的重要证据。从图像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过去的影像，更能通过对这些影像的解读探索它们背后潜藏着的信息”；另一方面，物品的重要性在史学研究依旧占据主要地位。而当这两部分找到彼此的相同之处时，一套跨越学科且能够由此丰富传统史学研究的框架便会出现。《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便处于这一研究方法之下。

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霍吉淑（NoraTam摄）

借助于大英博物馆中国馆所藏丰富展品，霍吉淑按照一定的分类和主题于其中选择了600多件，由此构成一条线性的、由物品（object）所构成的中国七千多年历史。区别于传统的历史书写，围绕着器物所建构出的这一“简史”在某种程度上福祸相依。

对于器物的实证研究在19世纪的维也纳艺术史学派中便已经被重视。在陶辛(Moriz Thausing,1838-1884)《作为一门科学的艺术史的地位》中，作者指出，“艺术史的目标并不是要进行审美判断而是要发掘历史事实，这些事实将成为归纳研究的原始材料”，并且他还把艺术史视为一种实证科学，强调艺术史“事实”。

大英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唐摹本《女史箴图》

因此在《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中，当我们看到出土的上古器物时，我们看到的是其所产生的某一特定时间段中的部分“事实”，而当我们把这一部分“事实”放入历史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中进行对比、整理和研究时便能建立起一道逻辑链，从而能够抓住这一历史阶段的某些特质。

一些器物从其被设计和创造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某种观念或意识形态的载体。如分析明代真武大帝为什么广受大众祭祀时，作者便发现在“靖难之役”后，夺权的永乐帝把取得的成功归于真武大帝庇护，因此建造诸多寺庙来供奉，而其中湖北武当山顶宫观庙堂建筑群中的一些真武大帝容貌，与永乐帝十分相似。在这里，物品中所深藏的“艺术意志”，折射出当时历史某些观念和社会状态。

但即使如此，如果对这些物品的研究超过了艺术史，而成为其他更广阔和复杂史学的证据和资料时，它们的局限也便会显露无益。

首先其作为一个孤零零的物品，如果没有任何社会背景与关系的记录，或是与其他同类或相似物品之间的比较研究，那它便会成为一个无用的“点”。因此，王国维等学者提出以地下出土之实物与传统文献进行对比和互证，由此或许能够得到更多启发和帮助。

仰韶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陶器、石斧

某种程度上《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所展现的是中国漫长历史中有限的部分，也正因此才称作“简史”。作者霍吉淑利用和参考了众多相关研究，希望打通以及对各个分散“点”的连接，从而展现出一片片的“面”。

而有别于日常看到的简史作品，她所选择展现的一些“面”和视角都十分有趣，如对慈禧个人或与之相关物品的展现，对女性装饰物品的研究，以及对各个朝代中在中西方交流下所产生的观念与艺术审美对于新出现物品的影响……我们看到东西方之间彼此影响或许远超出当下想象。而这一点在文献中留下的记载往往难以有实物所展现的直接与敏感性。

《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

（英）霍吉淑 著

顾雯 谢燕 译   张经纬 校

新经典文化·读者出版社

兴起的新史学更强调一种多元视角，从那些曾经被忽视或是没资格进入史学殿堂中的东西上发现另一种看待历史的方法。这些来源于千百年前或仅仅是近现代物品，提供的便是这样新的视角，我们或许能看到更为丰富或曾经被遗忘的故事与历史的面向。

作者：重木（书评人）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邢晓芳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出版方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