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贸易到文化记忆——宁化玉扣纸、活字印刷暨四堡雕版寻访记 | 祝帅

考察宁化玉扣纸捞浆生产流程

宁化不仅有远近闻名的玉扣纸，还保存着木活字印刷技艺。不远的四堡，则是清代远近闻名的雕版印书业的中心。玉扣纸按照档次分为1至6号，其中“1号纸”曾于1974年被中央调拨用于印制《毛选》，现早已停产。

位于福建省西部与江西接壤处的三明和龙岩不仅是闽西客家人的祖地，也是历史上文人辈出的文化之乡。这里隶属于古汀州府，曾经诞生了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隶书大师伊秉绶等书画家，也因独特的地理环境资源孕育了中国传统的造纸业和印书业。三明市宁化县治平畲族乡是我国著名的竹纸——玉扣纸的原产地，当地的木活字印刷术也有数百年的历史，而龙岩市连城县的四堡则是清代远近闻名的雕版印书业的中心。2008年，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包筠雅（Cynthia J.Brokaw）出版了《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一书，该书201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翻译，让四堡在国内学术界一时引发许多关注，只是几年前笔者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课堂上带领学生阅读此书时还未去过四堡。2019年3月21－24日，在宁化县有关方面的邀请和所在单位的派遣下，笔者终于有机会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河北大学、国家博物馆、中国印刷博物馆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同仁一行十数人，从南昌昌北机场搭车五个小时至宁化县城，再先后赴三明市宁化县治平畲族乡下坪畲族村茜坑小组、宁化县世界客属文化交流中心木活字馆和龙岩市连城县四堡镇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实地考察。

至今仍在生产玉扣纸的下坪畲族村茜坑小组非遗产传承人胡兰山的纸寮

茜坑玉扣纸的前世今生

宁化县的县城位于三江（赣江、闽江、韩江）交汇之处，从县城出发往长汀方向走，进入治平畲族乡后沿山路山路后盘山而上，随着手机信号越来越微弱，便到达了至今仍在生产玉扣纸的下坪畲族村的茜坑小组。当地盛产毛竹，因而以毛竹为原材料制作当地的土纸，史载宁化自南宋起就有造纸作坊。有清一代，闽西地区雕版刻书印刷业兴盛，大量需要附近就地取材的土纸，附近的连城连史纸、宁化玉扣纸等都是理想的选择，更使得玉扣纸一时间“洛阳纸贵”，极兴盛时当地的造纸作坊（纸寮）多达600余座。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玉扣纸一度中断生产，随着原材料、人力成本等的不断上涨，现今在当地仍然保持生产的纸寮仅剩一家，也就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胡兰山负责的作坊。

玉扣纸是竹纸的一种，至于“玉扣”的得名，则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玉扣纸就是毛边纸中的上品，因温润如玉，且古代以“扣”作为纸张的计量单位，因而得名。另有一种说法，则是宁化治平当地所产的土纸均称玉扣纸。相对而言，后面这种说法似乎更加符合今天玉扣纸生产的实际。这是因为在宣纸中有所谓的“玉版”，盖取“洁白如玉”意，因此如果从字面来看，只有所谓“1号纸”的色彩才更接近“玉扣”的本意，至于大量呈土黄色的纸张，应该够不上名副其实的“玉版”，只是相对制作更精良一些的毛边纸。我们去调研时，当地正在生产的纸张标号在3号至4号之间，就和市场上常见的毛边纸的色彩比较接近，只不过比一般的手工毛边更加平滑一些罢了。

尽管除了主要生产材料为竹麻而非稻草和檀皮外，治平玉扣纸的选料、浸泡、踏料、捞浆、烘焙等生产流程与一般的手工宣纸生产工艺并无二致，但显然生产条件要比安徽的一些宣纸工厂更加艰苦一些。从“茜坑”的名字就可判断该村落在深山凹地之中，村中唯一的道路仅容一辆小车单向通行，我们去的时候天正下着毛毛细雨，本已泥泞的路面更显湿滑。我们沿着台阶走上村里唯一一家正在生产的纸寮，作坊的主人胡兰山已经携几组正在热火朝天忙碌着的工匠师傅们在这里等候我们了（图一）。胡兰山出自造纸世家，这些年来，虽然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得到了各级政府一定程度上的重视和保护，也屡屡有记者慕名前来采访报道宁化玉扣纸造纸技术，但玉扣纸的市场似乎一直没有打开。在与我们座谈时，治平乡的有关同志介绍说当地的玉扣纸也通过网络电商等渠道销售，但笔者未能在几个主要电商平台上搜索到宁化玉扣纸的专门店。这样，虽然胡兰山持有着“胡显发槽印”这一当地玉扣纸史上最佳品牌，但依然无法打开销路。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走打工，远离手工造纸行业，似乎也是在所难免。

当地人把玉扣纸按照档次分为1至6号。其中，“1号纸”曾于1974年被中央调拨用于印制《毛选》。当天下午，我们在宁化县档案馆见到了这部《毛选》，纸张便是透亮的白色。这种1号纸现早已停产，整刀的玉扣纸目前已经凤毛麟角。而档次较低标号的纸张，则依次用于印书、包装、卷烟（当地也是著名的烟草产地）甚至作为烧纸（迷信用纸）。笔者不吸烟，无从知晓卷烟所用纸张是否一定需要手工造纸，以及这种纸张在整个烟草行业的成本中所占的份额如何，但至少可以根据常识判断烧纸完全可以通过机器纸代替。相对而言，真正能够体现手工玉扣纸价值的用途就是印书与书画。与专门用于书画作品的宣纸稍有不同，竹纸不含檀皮，因而较多用于印书，虽可用于书画，但多见于练习使用。在今天，用宣纸印书的场合越来越少了，但随着书法热的经久不衰，今后的玉扣纸不妨从书法用纸的方向去寻求生路。

在治平乡政府，笔者试用了目前仍在生产的3号玉扣纸。这种玉扣纸的厚度要厚于常见的机制毛边纸，但比普通的手工毛边纸略薄；纸的正背面区别不是很明显，与一般的竹纸似乎稍有不同；质地平整光滑；与墨接触的感觉类似于一般的竹纸，渗化性不强，相对而言，比较适合创作帖学一路的小字楷行书和偏工笔一路的绘画作品，而不适宜表现墨法变化丰富的大字行草书及大写意水墨画作品。这是玉扣纸的限制，但也未尝不是市场的出路所在。众所周知，安徽泾县红星牌的玉版洁净宣纸无疑是书法用纸的第一品牌，但无论是“净皮”还是檀皮含量更高的“特净皮”，这些以红星宣纸为代表的安徽宣纸主打的品类都更适合书写具有一定渗化性的大字作品或者大写意绘画。相反，书写小楷、小行书等小字作品或工笔画的用纸反而并不需要这种效果。我们看宋代以前书法作品的用纸，无论是尺牍、手札还是写经、文书，一方面尺幅都不大，另一方面几乎没有后来写在生宣纸上的那种渗化效果，反而和今天写在复印机纸或铜版纸上的感觉更为接近。相反，随着明清易代之际出现了大尺幅的生宣纸，才出现了中堂、对联等新兴的书法作品的视觉形式，以及“积墨”“涨墨”“宿墨”等墨法方面的创新。

因此，上品的玉扣纸在今天写小字、特别是二王“帖学”一系的书法家和广大书法爱好者中间应该很有市场。也正因此，在今天安徽宣纸动辄已经能够生产三丈三甚至四丈等巨幅的同时，让胡兰山的作坊生产大尺幅的玉扣纸可说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只是玉扣纸只有经过开发和经营，才能像红星宣纸之为生宣纸的头牌一样，成为小字、小幅书法和工笔或小写意、没骨画创作的首选。

笔者每次到访日本，都会去东京鸠居堂等地选购书写用纸，一些纸张的价格甚至比国内的红星宣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究其原因，当然不是日本造纸的技术比我们国内更高，但不得不承认日本在纸张的创新，尤其是色彩、装饰、工艺美术设计等方面开发出了比国内更多的规格，也给书法爱好者提供了诸如金箔、渐变、硬卡、扇面等更多形式方面的选择。因此在考察时，笔者屡屡听到玉扣纸生产技艺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坚守手工，但同时也在想，如果在继承的同时加上符合时代特点的创新，不失为玉扣纸别开生面的一条新思路。

石壁木活字印刷考察

不仅有远近闻名的玉扣纸，宁化还保存着木活字印刷技艺。只是与浙江、湖南等地的木活字印刷术相比，宁化当地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在技法和拓印工具方面并无甚特殊之处。相对而言，由于宁化县石壁镇是客家祖地，因此宁化的木活字工艺相对更多用于客家人的族谱、家谱的印刷。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海内外客家人的“寻根”热，宁化县修建了“客家祖地”和“世界客属文化交流中心”。我们此行参观的“木活字馆”，就位于这个占地面积100余亩的世界客属文化交流中心的一层，该馆隶属于宁化县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个小小的展室主要从事技艺展示、互动体验及工艺品开发招商等，但慕名前来参观者依然络绎不绝。目前在这里负责的1979年出生的邱恒勇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据宣传材料中的介绍，他也是“宁化目前仅存的依赖木活字手工技艺为主业的谱师”。尽管家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特例，但客家人“敬祖穆宗”的传统，则让从事木活字印刷的谱师职业备受敬重。

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不同，但是长期并存，这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现象，说明二者各有各的用武之地。简单来看，雕版效果好，但刻印成本高，适合大量印刷；而活字往往高低不同，容易导致深浅不一，印刷效果不如雕版，但改动方便，成本低廉，适合短版印刷。但是，雕版对刻工的要求只是熟练，甚至不一定识字；而活字却要求排版工人本身也是文人，至少也要识字，而这在传统社会中还是很奢侈的事情，因而长期以来二者没有互相取代。尤其是雕版印刷，即便是在活字印刷非常发达的地区也仍然是刻书的首选。笔者此次在宁化县档案馆就看到一些晚清时期印刷的县志，当地一直当作活字印刷而保存，但我们此行去的专家和笔者本人都根据印刷效果一致判断为雕版印刷。可以说，现存古籍当中还是雕版多于活字，活字印刷更多见于印数不需要太多的家谱中。由此看来，活字印刷虽然简便易行，但对刻字和排版的工匠甚至可以说是在“熟练”之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宁化县客属中心木活字馆体验雕版印刷流程

木活字由于是规范的字体，所以较比每本书都可谓各有千秋的雕版印刷，在字体的可变性方面似乎相形见绌。并且，由于雕版印刷在中国古代不仅用来刻书，也用来刻书法作品——包括书前后的版刻序跋（阳刻）和刻帖（阴刻），因此看起来似乎比活字印刷更具有艺术性。其实不然，正由于活字在章法上变化不够灵活，因而对活字字模本身的艺术性——字体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清乾隆年间，内府曾刊刻《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用来规范活字本《四库全书》的印行。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聚珍”二字正是乾隆取名用来取代“活字”这一称谓的。其实，《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在规范了活字印刷的生产工艺和流程的同时，也对活字印刷的版面和字体进行了设计，使得“聚珍体”呈现为一种不同于此前雕版印刷的版刻字体，而更加接近仿宋体的瘦硬轻盈的风格。民初丁三在、丁辅之兄弟设立的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后并入上海中华书局）就通过改木活字为金属活字，晚近又有方正字库开发了“方正聚珍新仿宋”字体，从而把“聚珍体”发扬光大。一言以蔽之，从雕版到聚珍，背后不仅代表着印刷工艺的演变，也伴随着设计美学的创新。

从客属中心木活字馆的活字印刷品来看，以传承人邱恒勇为代表的宁化木活字印刷，对于文化和美学这两点虽说未必有自觉的追求，但至少反映出这种趋势。我们一行在展示现场展览的一幅活字《兰亭序》印刷品中，发现了将“癸丑”的“丑”写作“醜陋”的“醜”，以及“咸集”之“咸”写作“鹹淡”之“鹹”等错误，向邱恒勇指出时，他表示已经得知这些错误，但因为这是他的第一张作品，作为警戒保留在这里，而后来的《兰亭序》中也的确没有再次出现类似的错误。字体方面，邱恒勇的字模仍然采用手书摹刻，或直接用毛笔反写在字模上，而没有采用更加简便的直接翻刻电脑字体。这样做的结果，是虽然字形不够统一和规范，但也因此去除了很多字库的刻板和生硬。邱恒勇手刻的活字字体不同于后来规范宋体字的“中宫收紧”，他的字体往往重心偏于中部以下，有一种天真烂漫的稚拙之气。字体是古籍版本鉴定中的重要元素，一般来说，早期的宋版书相对于日后的清刻本，往往字体结构不够统一和规范，但也正因此才显得气韵生动、元气淋漓；相反，毫无变化的电脑字库，虽然严谨整饬，却状如算子，失去了艺术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邱恒勇坚持手工写模刻字不仅是对古法的坚持，也具有审美上的意义，倘若假以时日，也未尝不能形成一种新的字体创造。

除此之外，尽管主业是木活字印刷，但对于雕版邱恒勇也非常在行，在工作坊的现场，我们就看到大量雕版刻印的木版画作品。这不仅是因为雕版和木活字的刻制，在工具材料等方面本来就是一回事，也是因为活字印刷的书籍中常常出现图像的客观要求。例如，在活字印刷最为常见的各类家谱中，就经常见到标明祖先坟茔所在地的地形图等图像，这就要求从事活字印刷的谱师具备木版版刻的技能。只是让笔者很感兴趣的是，与篆刻从一开始的古玺印起，就有朱文和白文两种刻法相比，为何活字印刷却一直采用阳刻，而没有出现过阴刻？对此邱恒勇似乎也没有经过专门思考，他给笔者的答案是：“如果能那样（阴刻），比这样（阳刻）还容易很多呢。”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留待去四堡寻访时解开了。

当然，相比较木活字印刷的科技、文化和艺术价值来说，目前宁化木活字开发得还很不够。甚至与笔者所了解到的浙江瑞安等地的木活字文化体验馆相比，在知名度和互动性方面也还有很大的距离。笔者在调研中得知，经行宁化的高铁已经在建设之中，建成后将大大方便宁化地区与外界的沟通。作为革命老区，宁化在旅游方面可以说并不缺乏自然资源，倘若在现在国家文化和旅游整合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开发以玉扣纸、木活字为代表的当地人文资源，大力兴建美术馆、博物馆，开发面向各个年龄段的用户DIY、个性定制、互动体验等，将大有创收的空间。笔者记得曾在全国连锁的西西弗书店看到经营者把八十年代用于中文打字机打字的铅活字根据汉语拼音和常用字排序，做成姓名礼物，装在各种有设计感的容器中，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应该说这种打字机铅活字还是西方影响的结果。倘若我们利用当地的木活字等本土资源，借鉴现代的文化创意产业思维，一定会开发出更多定制化、个性化的特色旅游纪念品，这一点远景目标似也值得期待。

四堡刻书业印象

四堡距离三明市宁化县不远，但从行政区划上已属于龙岩市的连城县。车过三明界不久，便进入四堡（之前为“乡”，近年来改称“镇”）的主街了。由于早已念兹在兹，临行前早已经熟悉包筠雅在《文化贸易》一书中所列举的雾阁、马村这些地名，因此看到四堡的路牌时倍感亲切。一路上偶尔映入眼帘的锡器作坊招牌，提示我们这里的锡器工艺并不比书业落后。同行的友人多年前曾经来过这里，但一路也都在嘀咕，跟自己上次造访相比差别太大了。

我们首先来到位于镇政府大院内的中国四堡雕版印刷陈列馆。如果不是主街上的路牌，很容易错过陈列馆的入口。当天是周六上午，但陈列馆内除了我们一行始终没有其他的游客或者访客。听闻我们到来，事先通过宁化方面友人联系好的吴德祥馆长特地赶了过来（图六）。吴德祥是福建省作家协会的会员，曾经印刷过个人的诗歌和散文集，但其“馆长”却没有干部身份和公职编制。据他介绍，这里平时游客也不多，凡是来的，大多是对雕版刻书或者传统文化有兴趣的。展览馆的建筑尤其是门坊曾经是老祠堂，大屋顶的设计很有闽西风味，只是除了门口的牌匾由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陈奋武题写外，其他馆内的牌匾均为选用的电脑字库字体，似乎与一座雕版印刷博物馆的气质并不协调。进入大门之后，中央是一口赣闽粤一带常见的天井，四面的连廊和主厅就是展示区域了。展览陈列的除了海报外，更多是雕版印刷的工具和印刷品等实物，比如雕刻工具、印版和各类书籍等，其中很多展品的图片我都曾经在包筠雅的书中见到过。所展示书籍中有大量生活类图书、医术和字典，品类与包筠雅在《文化贸易》一书中所描述的近似。展览现场有一本光绪五年春月镌刻的《续刻韩山课艺》，吴德祥特别向我们介绍说这本书封面上印着“每部净钱二百文”，是四堡（其实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刻书中非常罕见的在封面上标注价格的书籍。此外，现场还有一两本考试作弊用的缩小本的书，让人惊叹于四堡的刻工对这么小的字还可以进行雕刻。

有意思的是，在现场“印刷工具”“装订工具”和“运输工具”的实物展区前，矗立的解说牌上的文字竟然都摘录自包筠雅的《文化贸易》一书。在现场展览的最后，该书也与其他研究或者介绍四堡刻书业的学术或普及性读物摆放在一起，用以说明和展示四堡文化的影响力。“写四堡的书有好几本，包筠雅这一本是写得最好的。”吴德祥表示，自己曾经多次在四堡接待过前来调研的包筠雅，对她如何了解到四堡、如何到访四堡的经历也非常清楚。想来对于四堡这样一个古代刻书业的中心，国人知之甚少，学术界也殊少研究，就连带领包筠雅前来考察的厦门大学教授也并非研究出版史的专家，到头来还是需要由一位汉学家向后来的参观者进行一种文化普及，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其实，在包筠雅的著作出版中文版之前的2014年，厦门经济管理学院的学者谢江飞（本人也是收藏家）就曾撰写了《四堡遗珍——四堡书坊刻书研究》一书。这本书同样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在当地也有很好的口碑。而谢江飞正是我们此行的成员，谈到包筠雅，谢江飞表示自己也曾经在家中接待过她，她的中文也不错。我们还特别了解到包筠雅本人不收藏刻版，相反还把自己收集到的一些藏品捐赠给了大学和博物馆。

邱恒勇使用的雕刻工具

陈列馆的所在地就是四堡镇的雾阁村，这里以邹氏为第一大姓，据馆中的展版介绍说，据当地学者考证，出版家邹韬奋的祖居正在此地。从陈列馆出来后，吴德祥又带领我们参观了雾阁村的一些书坊建筑遗址，包括陈列馆附近的“大夫第”“爱吾庐”“山光入户”等民居建筑。据介绍，这里都曾经是一些著名的刻书书坊，大多呈闽西客家“九厅十八井”的建筑风格样式，院内还散落着一些勒刻科举功名的石刻遗迹，而院墙上若隐若现的“抓革命促生产”等口号也显示这里似乎早已经不再用于刻书印书，只是门口增挂了连城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2月刻制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堡书坊建筑”的牌子。随后我们驱车南下，到访了吴德祥家所在的四堡镇上枧村。吴德祥指着一片几近废弃的老房子告诉我们：“我小的时候  （80年代初——引者注）这些房子里还堆了很多印版，现在都荒废了。十几年前可能还能维修，现在都不行了，以后只能拆。”一路上遇到的当地乡民向我们投来友善的目光，只是他们中间无论男女，几乎都已经没有人从事刻书业了，只有村中处处可见的门额与对联，还提示着这里是曾经的文化之乡。

邱恒勇雕刻的《客家祖训》

沿四堡的主街驱车北上，几分钟的功夫就看到当地著名景点玉沙桥的指示牌。走过一段甬道，玉沙桥就完整展现在眼前。玉沙桥是一座风格独特的古廊桥，桥的对岸就是《文化贸易》中所写的与雾阁齐名的马屋。但一则马屋的规模没有雾阁大，另外据说尚且留存的一些老房子里也早已不见刻书的作坊，因此走了一遍玉沙桥后，我们此次并没有对马屋进行实地考察。在一位爱好收藏的同行友人的要求下，我们直奔附近的一所古玩店，这里销售古籍、印版、裁切刀、装订线、墨烟等一切和四堡刻书印书相关的收藏品。据店主介绍，这些年来随着四堡的名气越来越大，印版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一些保存比较好的单块印版价格要在10000元以上，而这样的印版多是一些图书散页或者当地状元的科举试卷。同行的友人是雕版收藏的专家，他想寻找一块在刻版上能看出“四堡”字样的实物用以收藏和展示，终未能如愿。

我们在四堡考察的最后一站，是去镇北的马力根雕艺术厂，寻访四堡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人马力。马力所姓的马氏，是与雾阁邹氏齐名的马村第一大姓。1984年出生的马力祖上几辈都是四堡从事刻书业的刻工，只是民国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所中断。马力虽然从小接触雕刻，但最初从事的技艺是根雕，据现场的展板介绍，他还是后来通过赴莆田、扬州、东阳等地四处寻访，才掌握和恢复了一些明清时期的雕版工艺。相比较刻书，现今显然根雕在当地更有市场，因而传统的雕版刻字只是马力的业务之一。马力的工作场所分为上下两层，楼下用于陈列他的根雕艺术，楼上则展示以他作为传承人的四堡雕版印刷工艺。“这第一层将来也打算撤掉根雕，都用于雕版。”临行前马力这样告诉我们。与邱恒勇不同，马力几乎不刻活字，除了少量刻书之外，还刻了包括王羲之神龙本《兰亭序》、赵孟頫书《心经》以及毛泽东自书诗词在内的大量书法作品，装在画框中作为工艺品展卖。二层的工作空间内，马力的一位弟子正在刻着赵孟頫书《道德经》。当被笔者问及书法作品为何不刻成刻帖那样的阴刻时，他回答说：“我们这边刻书从来没有那样刻的。”或许与古代的四堡刻书多生活、科举、实用类，而较少艺术、学术类有关，四堡作为清代民国时期江南重要的图书出版地，却并没有成为一个刻帖中心。这样看来，刻帖与刻书，虽然共同分享了雕版印刷的技艺，但终究分属于中国古代出版史上两种受众和用途均不尽相同的文化形态。

修缮中的雾阁村书坊建筑

在考察中我们了解到，四堡最近得到国家的一笔较大金额的拨款，用于修缮传统刻书坊的建筑，所以我们到访的时候，这些建筑大多有装修工人在现场进行施工修缮，以至于整个雾阁村都像是一个未完成的施工工地，与笔者到访之前所想象的书香氛围大不相同，想来这也应该是同行友人之所以说与多年前来访时差别很大的原因。或许下次笔者有缘再来四堡寻访的时候，雾阁的面貌还会大不一样吧。

马力雕版印刷工作室一角

结语

考察团部分成员与中国四堡雕版印刷陈列馆馆长吴德祥（右二）

这些年来，以宁化玉扣纸、木活字和四堡刻书业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乃至全国都先后获得了多种荣誉称号和专项基金资助，我们考察的一些场所就加挂了各种院校和文博机构实习考察基地的牌子，有的还拟在下一步兴建博物馆，发展文化产业，加速文化旅游融合。对此，政府和各级行业主管部门都不可谓不重视。然而从现状来看，欲想让“非遗”回归到原生的乡野文化生态，进而发展出有地方和时代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也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继续保护好、服务好文物建筑和技艺的传承人之外，政府的支持与资助、项目自身的创新与相关产业链的开发、学术界的研究与传播推广，都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作者：祝帅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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