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界洵为罕见” 李伯重谈何炳棣之创新

“做第一流的学问”

——浅谈何炳棣先生治史的特点

（之二）

李伯重

《学人》 2017.12.08

创新

　　学术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学术创新是学术的首要使命。学术创新既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也是学术的生命之所在。学术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发展。创新一旦终止，学术也将停滞，窒息，甚至死亡。

　　学术创新的核心是创造新知，这就要提出新问题，产生新观点，提供新理论，尝试新方法，发现新材料。要做到这些，难度之大足以令大多数人退而却步。40年前，英国历史学会会长巴勒克拉夫对二战后国际史学界的变化作了一个总结，说：“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而不愿意放弃积习并且对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当然就不可能创新。

　　学术创新不是人人可为之事。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一位学者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长期工作，在达到了自己所能及的高峰后，要继续再有创新，就比较困难了。因此许多学者到了“功成名就”之后，就或多或少地“江郎才尽”了。2009年，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时，去剑桥看望友人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其著作《都铎-斯图亚特时代英格兰的巫术》（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近代世界的摇篮》（Th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等都已成为名著。但是他后来转向人类学，成为著名的人类学家。近年来，他又转向一个非常不同的新领域，写出了《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The Empire of Tea）、《玻璃的世界》（Glass: A World History）等与过去研究非常不同的新著。我问他为何做如此巨大的改变。他回答说：在原来的研究领域中工作了多年，思维方法已经定型，很难再有新的想法。但是如果没有新想法，那么研究就成了一种习惯性工作。日复一日地做习惯性工作，没有挑战，难免丧失研究带来的乐趣。转向新领域，必然面对新挑战，从而激发思维，获得乐趣。做学问是为了获得真正的乐趣，至于成败利钝，并非主要考虑的内容。我觉得此言极是。

　　何炳棣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不断转变自己研究领域的学者，这在老一辈史学家中是罕见的。他年轻时做西洋史，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从在北平的三年（1934—1937年）起，直至1950—1951年冬完成哥伦比亚大学的英史博士论文止，十之八九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西史及社科工具上”。1952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Land and State in Great Britain，1873—1910: A Study of Land Reform Movements and Land Policies），受到学界好评，其导师说这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此时他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之所在，于是从英国经济史转到了中国社会经济史。

　　何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商业史，完成了《两淮盐商与商业资本之研究》这部专著之后，他转而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他关于明清人口史的专著《中国人口史论，1368 —1953》（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于1959年问世，成为此一重要课题的“开疆辟土”之作。而后，他研究的重点又转向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流动问题。1962年，他的《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to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出版。此书也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引起西方中国史学界的极大重视外，也影响了台湾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几代学者。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他的研究重点再次转移，转到中国文化的起源的研究上，先后出版了《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969年）和《东方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1975年），详论中国文化的特征，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之后到了1980年代，他再转向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研究，对这些数字以及造成其不实的各种原因详加考证剖析，撰成《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1988年）一书；数年后，以该书为基础，另撰《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1995年）一书，所持见解已成为学界定论。进入新世纪后，尽管已是耄耋老人，他还是又做出了重大学术转向，从社会经济史转到先秦思想史。他以考证方法攻先秦思想之坚，做出了汪荣祖先生称为“石破天惊”的重要突破。

　　由上可见，何先生在研究生毕业之后的近80年中，研究多次转向，每次都在新的领域内有创建甚至有开拓之功，这在史学界洵为罕见，可以说是具有传奇性。

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