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费尔普斯：创新虽然与体制机制有关，但更多关乎一种价值观

【学人访谈录】

埃德蒙·费尔普斯：创新虽然与体制机制有关，但更多关乎一种价值观（之二）　　　

报：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用您的理论该如何来解释?　　　　

费尔普斯：从现代经济的视角来看，美国现有的经济制度没有墨索里尼或俾斯麦的制度那么原始和露骨，但它们的政治本质是相似的：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并严重威胁到创新。社团主义的管理型政府承担了各种责任，从中产阶级的收入到大企业的利润，再到产业发展方向，社团主义者认为，他们期盼的所有目标不需要付出代价就能实现。这种新社团主义扼杀了经济活力，保护那些缺乏生产力却有背景的企业，排挤有活力的新企业;追求消费、社会保险、救助等目标，不重视培养敬业、创造和探索的生活态度。　　　　

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这种社团主义制度的辩护者和受益者竟然指责说，当前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是因为“不谨慎”和“缺乏监管”，并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取决于更多的监管审查，也就是更强烈的社团主义。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之后，现代经济遭遇了政治腐败、文化衰落以及经理人的背叛。现代资本主义被削弱了，并且处在危险之中。但是，现在并没有太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有一天很多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将会爆发信心危机，并由此使西方经济陷入消退。　　　　

报：实现繁荣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追求，但不同国家追求繁荣的路径却有所差异。中国发展正步入转型和调整并举的新阶段，以创新引领发展，以创新成就未来，有何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　　　　

费尔普斯：美国经济发展自上世纪70年代一直受制于创新力短板，至今它仍是经济发展的软肋。现在美国只有在加州、硅谷才能看到极具创新力的企业，而在内陆只有大规模程序化生产的企业，它们只注重收益而不注意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70年代经济衰退后遗症使富裕群体不再安心工作，而是尝试寻找简单的资本运作来获利，冒险与发现成为整个企业界最稀缺的精神。中国应提早关注创新的议题，避免重蹈美国覆辙。必须加速自主创新，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此外，如果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必须找到激发经济活力的手段。　　　　

目前，中国在不断增加良好的工作机会，并且不断提高工资水平，相对美国和欧洲来讲有更大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在创造体面工作和提高工资水平方面也取得非常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大量的科学家，政府和企业可以雇佣足够的科学人才进行一些基础性革新，这可以极大地推动商业创新。　　　　

报：中国正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您认为，要开创国家创新发展新局面,必须清除哪些创新障碍?　

费尔普斯：我觉得中国金融机构缺乏对创新企业的支持。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在深化改革。我认为可以通过大幅度的调整银行融资安排使得大量的资金能够基于纯粹的商业和利润基础来进行借贷，这样就能够极大地推动创新。我们知道要高度创新就需要相应的一些贷款提供给私营企业，进行项目的投资，包括一些创新项目的投资。　　　　

其次，创业方面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主要表现是年轻人创业的兴趣不高，更多人热衷于寻找稳定的“铁饭碗”，而不是自己创业。　　　　

我还要强调的是，创新虽然与体制机制有关，但更多关乎一种价值观。正如我在《大繁荣》一书中所言，创新的生活态度一部分来自现代社会初期出现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例如个人主义和活力主义;另一部分来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例如在知识不完备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生活形成的创新态度。而中国一些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可能会阻碍年轻人从事具有创新冒险和挑战的职业。　　　　

报：您在《大繁荣》里面还指出，草根创新需要有特殊的文化。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培育我国的创新文化?　　　　

费尔普斯：创新还需要一系列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源泉，我主要指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它们促进了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　　　　

我们回头来看，英国和美国高度创新的产生并不是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建立。实际上在19世纪20年代，这些体制机制，包括公司、银行和其他的机构，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如果想要大范围地推动本土创新就需要人们有活力，有自信和勇气去尝试与冒险，还需要有接纳创新的大众。在我的书中谈到了这种文化，英国和美国也是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在全社会形成创新文化。但我认为目前英美创新文化也出现了下降趋势。比如，当今许多青年仍生活在长辈的羽翼之下，缺乏展翅高飞的机会。回想19世纪的美国，人们往往在年轻时离开家乡，前往西部寻找财富。我并不鼓励抛弃家庭，但是我认为，年轻人的远行可以极大地推动创新活动。　　　　

中国亟须以美国经济低迷怪圈为教训，尽快完善创新体制，开展青年创新教育，提早培养创新人才，将创新力融合到国家发展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