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与“燕行” 张伯伟谈朝鲜半岛汉籍里的中国之四
朝鲜半岛汉籍里的中国
——张伯伟在上图讲座·章培恒讲座的讲演
（之四）
《学人》 2014.01.27
“通信”与“燕行”
过了差不多100年，就进入了第四阶段，华夷观转变，我将之概括为“通信”与“燕行”。转变的契机就是朝鲜英祖四十年（乾隆二十九年，1764）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见闻和反省。
朝鲜王朝建立后，基本国策叫“事大交邻”，事大即对明朝、对中国要忠心耿耿，交邻即和邻国日本要讲究信义。所以他们向明朝派出朝天使，向日本就派出通信使。
在德川幕府时代，朝鲜从宣祖四十年（1607）到纯祖十一年（1811），先后向日本派遣了12次外交使团，学术界也往往统称为“通信使”。我注意到，1764年是非常特别的年份。在1764年之前，通信使在朝鲜受到的礼遇是极高的，全民上下对通信使追捧得很厉害。朝鲜方面常常要派一些文采很高、字写得好、画画得好而且速度很快的人充当通信使里面的成员，因为常常有这样的任务。日本方面，也是派出他们认为汉文学水平最高的人来跟通信使接应。
申维翰《海游闻见录·风俗》说，他看到的日本文学以及参与唱和的那些人，写的诗都平仄不和，趣味低劣。如果放到朝鲜，“为我国三尺童子所笑”，根本瞧不起他们。
但到了1764年，奥田元继把当时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对话、唱和的诗编起来，写了一篇跋。过去朝鲜人很瞧不起日本人，1764年改变了，通信使团的人说这些日本人不可小觑，韵士文儒很多，而且日本人聪明秀敏，这真是文化可兴之日。
总之，甲申年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唱和笔谈具有明显特征，双方对彼此文学的评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数十年来的总体趋势上看，这一变化是在朝鲜方面对日本诗文水平的逐步肯定，以及日本方面对本国汉学日益提高之自觉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结果。通信使把这些印象带回朝鲜，就改变了人们对日本人及其文明的看法。1763年李德懋送元重举赴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岛俗多狙诈，外面待朝鲜。揖让升降际，忠信当勉旃”等句。用“狙诈”来概括对日本的看法，可能受到中国人的影响，但1764年通信使回到朝鲜后就发生了变化。
成大中说，我到日本，看到日本人“重交游，尚信誓”，谁说日本人很狡猾？“愧我不如也”。
元重举说，现在日本“家家读书，人人操笔，差过十数年，则恐不可鄙夷而忽之也。虽谓之海中文明之乡，不为过矣”。
李德懋说：“朝鲜之俗狭陋而多忌讳，文明之化，可谓久矣，而风流文雅，反逊于日本。无挟自骄，凌侮异国，余甚悲之。”
一年前还在说日本“岛俗多狙诈”，这时就发生了变化。但重点还不在这里，重点是他们要考察，是什么原因使日本文明迅速进步？他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日本长期大量且及时进口了清朝的书籍。
李德懋说：“近者江南书籍，辐凑于长碕，家家读书，人人操觚，夷风渐变。”
柳得恭说：“倭子慧窍日开，非复旧时之倭。盖缘长碕海舶委输江南书籍故也。”
李尚迪说：“近来中国书籍，一脱梓手，云输商舶。东都西京之间，人文蔚然，愈往而愈兴者，赖有此一路耳。”
日本能够由“蛮俗化为圣学”，是因为大量吸收了清代的文章和学术，那么，朝鲜是否依然能够以“小华”自居，而以“夷狄”视清呢？以往的华夷观是否又有坚持的必要呢？答案是：不可以了。
英祖三十五年（1759），19岁的李德懋碰到漂流到朝鲜的福建人黄森，在一番问答之后，李德懋很骄傲地说：“顾今六合之内，浑为戎夷，薙发左袵，无一干净地。独我东尚礼义而冠带之，于今觉幸生东国也。”但1764年之后就不是这样了，李德懋在给李调元的信里是这样写的：“不佞樗栎贱品，瓦砾下才，只是秉性迂直，爱人信古。只自恨口不饮江河汉洛之水，足不蹈吴蜀齐鲁之地，枯死海邦，有谁知之？每诵亭林先生‘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未尝不泫然流涕也。”
这样的材料太多，整个观念发生了改变。1764年以后，朝鲜北学派兴起。“北学”出于《孟子》“北学于中国”，所以就是要向中国学习，北学派的全面兴起，对清朝文化来了一个全面拥抱。
华夷观改变之后，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在日本国内，有三股势力，一股是日本的国学，一股是西洋的学问，称之为兰学，还有一股中国的，叫汉学。在朝鲜，也有亲近中国的，后来又有亲近日本的，还有强调民族自尊的，这时候形成非常复杂的局面。但是跟中国拥抱的，还可以算得上是主流。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东亚文化的走向，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一方面是朝鲜学术与清朝文化的日益接近，另一方面是日本对中国、朝鲜的逐步轻视，强调日本中心主义，以东洋之英国自负，主张脱亚入欧。所以，1764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想借这样一个例子说明什么？那就是观看，不只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注视，也不仅是彼此的对看，有时候是左顾右盼，看你看我又看他，就在这个“游目骋怀”的过程中，发生交错、复杂的关系，从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因此我们的考察，不应该是单向的，而应是多向的，不应该是单义的，而应是复义的。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