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慕华到小华 张伯伟谈朝鲜半岛汉籍里的中国之一

朝鲜半岛汉籍里的中国

——张伯伟在上图讲座·章培恒讲座的讲演

（之一）

《学人》 2014.01.27

从高丽末期到朝鲜末期，朝鲜半岛每年都会派使臣来中国。在长达500多年无间断的历史中，这些使团的成员几乎都会留下他们的使行记录。在明代，他们到中国的这些记录大多称为“朝天录”或“朝天记”，因为是到天朝。到了清代，他们认为满清是“夷狄”，不配称天朝，所以几乎不用“朝天录”，而改成“燕行录”或“燕行记”。这类材料现在保存下来的，至少有500多种。

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朝鲜半岛汉籍里的中国形象，如果从比较文学意义上看，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就被称作“形象学”，这和我们今天要谈的很相契合。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自觉的意识之中。这个形象是对两种类型的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或者非文学的一种表述。

我们不妨举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15世纪后半以下的朝鲜，除了在外交文书上面称日本，通常都是用倭国、倭人,把日本看成是在文化上比较低劣、野蛮的区域，从而形成了一个“日本小国观”。1526到1534年之间所绘的《混一历代国都疆理图》现存韩国高丽大学仁村纪念馆，这幅地图把日本画得非常小。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地图并不总是客观的反映，在这里它是一种意志的反映，在绘图者的意志当中，日本就是一个远远小于朝鲜半岛的“小日本”。

在这样一个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来讨论朝鲜半岛汉籍里的中国形象。为便于说明，我将之分为四个阶段：

　　（一）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统一新罗时代到高丽时代，大概是14世纪末（1392年）之前。

　　（二）朝鲜时代的前期和中期，差不多15到17世纪的中叶，相当于中国的明代。

　　（三）大概有100年，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

　　（四）18世纪中叶以下。

从慕华到小华

　　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从慕华到小华。朝鲜半岛的世界观简单说来就是“华夷观”。当然，这个华夷观是来自于中国儒家的观念。现藏日本龙谷大学附属图书馆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权近在朝鲜太宗二年（1402）所绘制。他以元末苏州文人李泽民《声教广被图》为蓝本。无疑，中国居于世界中心，也最为广大，朝鲜仅次于中国，且与中国相连，日本小于朝鲜。如果说中国代表了中华，朝鲜就代表了“小中华”。

　　朝鲜人有一个小中华的观念，可这个小中华是怎么来的？它是怎么可以称自己小中华的？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华夷并非一成不变。《论语》里面记载孔子“欲居九夷”。有人说:“陋,如之何？”孔子就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朝鲜人说，九夷就是他们那里。《春秋》里的华夷之辨，决定于文化而不是种族。

　　朝鲜就是一个受到圣人教化的区域。周朝灭殷，箕子不忍为新朝之臣，所以就到了朝鲜，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汉书》里也记载：“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在平壤，他建立了井田。据说，箕子到朝鲜后，感觉朝鲜人很犟，所以就种柳树，以柔其性，因此平壤又被称为“柳京”。在20世纪前还可以看到，平壤有箕子台、箕子井、箕子墓，今传箕子像、箕子治朝鲜图，还有箕子的手笔。有关箕子的传说，在高丽、朝鲜的文献中多有记载。箕子到朝鲜后，“教民八条，变夷为夏”。这是他能够称自己是小中华的由来。

　　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三国指的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我们举新罗历史上的一种组织花郎道来看。朝鲜现存的第一本史书就是金大问的《花郎世纪》（真伪有争议），里面讲到，花郎原从中国而来：“花郎者，仙徒也。昔燕夫人好仙徒，多蓄美人，名曰国花。其风东渐我国，以女子为源花。”这种风气逐渐东传，开始都是找女的来做花郎，后来改用男的来担当。“花郎”之名是从法兴大王开始的。有了花郎之后，对社会、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所谓“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这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团体，一个民间修养团体，对国家兴衰存亡起到重要作用。领袖，称之为花郎，或国仙，或仙花，徒众称名为花郎徒。

　　崔致远《鸾郎碑序》里讲，花郎包含了三教，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这是儒家的；“处无为之事，行不教之言，周柱史之宗也”，这是道家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这是佛教的。

　　韩国人一直认为新罗的花郎道是他们本土自己有的东西。我们去看看早期的记载，都认为这个风气是从中国过来。花郎道有三个特点，第一，花郎都由美貌的男子担当，比如魏花郎“面如白玉，唇若赤脂，明眸皓齿，谈下生风”。长得很漂亮，而且很会谈。第二，花郎都是贵族子弟。顾愔《新罗国记》曰：“择贵人与弟子美者，傅粉妆饰之，名花郎，国人皆尊事之。”新罗朝是一个贵族社会，崇尚阀阅，花郎必以贵族子弟任之。第三，花郎当中颇多僧人，这些僧人很富有艺术气息，善于乡歌。

　　花郎道的风流，和魏晋时期的名士、名僧的风流颇多类似，据我的研究，这是花郎道形成的一个更为直接的影响因素。“风流”这个词，原来只是表示风的流动，形成了一个区域的风气。魏晋时期获得一个新的意思，专指名士内在气质的外在流露。如果我们去看《世说新语》，看六朝的文献，可以看到，作为魏晋风流的内容之一，魏晋人十分重视人的体态、姿容之美，甚至认为离开了形体生命之外的德行是不足称的。

　　《花郎世纪》“二花郎”赞语说：“二花风流，鸡林清谈。华胄宝眷，聘王公主。金佛来依，药师如来。花郎之门，法师之亲。振振公族，万世无穷。”鸡林，就是新罗的古称。魏晋名士和花郎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恐怕不是用偶然的巧合能作解释的。由于他们对中华文化是仰慕的，因此要处处效仿。效仿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使自己变成一个“小华”。

　　神文王二年（682），新罗王朝开始“置国学”。到了元圣王四年（788），开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如果你书读得好，就可以步入仕途。读书的三品是这样规定的：通《左传》《礼记》《文选》三者之一及《论语》《孝经》为上品；通《曲礼》《论语》《孝经》为中品；通《曲礼》《孝经》为下品。和中国不一样的是，除儒家经典外，要成为上品的，一定要能通《文选》。因为在外交场合，只有你写得一手好文章，才能不愧为“小中华”。

　　中国的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除了在中国国内实行科举考试外，也专门有一个吸引外国人来考试的，称之为宾贡，属进士科。这个制度始于唐代长庆年间，一直到后唐末年，在这100多年中，一共取了90人。除了渤海国十多人，其他人都是新罗的。这样的宾贡制度，一直延续到元朝。宾贡重诗赋，所以“朴仁范苦心为诗”，负笈文士“编名献赋”。新罗学子入唐留学，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提高辞令和文章之美。

　　这里面最有名的人是崔致远。《三国史记》里面记载，崔致远年轻时就非常聪明好学，所以12岁时随海船到中国留学。他只用了六年就“金名榜尾”，进士及第。我这里举洪奭周的一段话：“吾东方之有文章而能著书传后者，自孤云崔公始；吾东方之士，北学于中国，而以文声天下者，亦自崔公始。崔公之书传于后者，唯《桂苑笔耕》与《中山覆匮集》二部，是二书者，亦吾东方文章之本始也。”被朝鲜半岛的文学史上称为文学之祖的崔致远，就是在中国考上宾贡进士的。

　　新罗王朝后，就进入高丽王朝。高丽朝时朝鲜实行了自己的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里也有三科十一门，其中最受重视的为制术业，相当于中国的进士科。考试科目，尤重诗赋。在当时，最受追捧的中国诗人就是苏轼。徐居正说，在高丽时期，最喜欢学习的就是东坡的诗体。因此每年考试放榜，就有一个说法，叫“三十三东坡出矣”。

　　随着汉文化水平的提高，朝鲜半岛慢慢就成为“小华”了。在唐玄宗的时候，曾经派邢璹赴新罗，临行之前，唐玄宗特别对他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可见派一个人到新罗，不是随随便便的。

　　高丽使臣朴寅亮与金觐到宋朝，宋人把他们的诗文刊刻了，给一个名称叫《小华集》。可以说“小华”最初是中国人称朝鲜半岛人的。

　　李奎报的《题华夷图长短句》这样写道：“万国森罗数幅笺，三韩隈若一微块。观者莫小之，我眼谓差大。今古才贤衮衮生，较之中夏毋多愧。有人曰国无则非，胡戎虽大犹如芥。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意思是：世界地图，几张纸就可以画出来了。三韩很小，只是一微块，但你们不要小看，我看起来还挺大的。因为这块土地从古到今出过很多人才，数量和质量跟中国比起来也无愧。有人才我们方可称之为一个国家，胡戎是贬称，像辽、金，虽然大，但文化落后，在他看起来反而是小。“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他感觉很荣耀。

张伯伟  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特聘教授，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曾任日本京都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台湾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诗学和域外汉籍，近著有《东亚汉籍研究论集》、《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等等。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