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人的价值，也承认人的局限：潘诺夫斯基谈人文主义从何而来

2019-08-01信息快讯网

导论：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研究

（之一）

[美]欧文·潘诺夫斯基邵宏译

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临终的九天前，他的医生来访。衰老、病态和几近失明的康德从扶手椅起身站立，虚弱地颤栗着且咕哝着含糊不清的词语。最后是他那尽职的陪护意识到，他是要等访客先坐下后才会坐下来。于是医生依意落座，康德这才让陪护扶回椅子上。他在恢复了一些气力后接着说道，“Das Gefühlfür Humanit?t hat mich noch nicht verlassen”——“人性的意识还没有离我而去。”医生和陪护二人感动得几近潸然泪下。因为，虽然德文的Humanit?t [人性]一词十八世纪才出现且仅指文雅或礼貌而已，但对康德来说，这个词却有着更深的含义，此情此景足以强调这种含义；人对自我认可和自我强加的原则所具有的自豪与悲剧意识，与他对疾病的全然认命形成对比，而“必死”[mortality]一词所包含的全部意义也就黯然失色。

拉丁文的humanitas [人性]一词在历史上便具有两种清晰可辨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来自人与低于人者之间的差别；第二种含义来自人与高于人者之间的差别。人性在第一种情况下指的是价值，在第二种情况下指的是局限。

人性的概念作为一种价值在以小西庇阿[the younger Scipio]为中心的圈子里得到阐述，这个圈子以西塞罗[Cicero]作为其迟来却最坦率的代言人。它指的是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不仅使人有别于动物，甚至使人有别于自己所属的、没有冠以人类[homo humanus]之名的类人[the species homo]：有别于野蛮人或没有pietas[敬重]与παιδε?α[教养]的俗人——敬重与教养就是敬重道德价值观及优美地融合学识与文雅，对于这种融合，我们只能用那个名声不好的词“文化”来界定它。

在中世纪，人性这一概念被有关与神性[divinity]而非与兽性或野蛮相对的思考所取代。通常与此概念相联系的品质由此即为易受诱惑[frailty]和转瞬即逝[transience]:humanitas fragilis[脆弱的人性]，humanitas caduca[易毁的人性]。

可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性的理解从一开始便具有双重的面貌。对人的新关注既基于人性与babaritas[野蛮]或feritas[粗野]这一对古希腊罗马时代反题概念[antithesis]的复兴，也基于人性与divinitas[神性]这一对中世纪反题概念的承续。当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将人界定为“分享着上帝智力的理性灵魂却以肉体行事”时，他将人解释成一种既自发又有限的存在。而皮科[Pico]的那篇著名演讲稿“论人的尊严”[On the Dignity of Man]，绝对不是一份异教徒主义的文献。皮科说上帝将人放在宇宙的中心是要让人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而且可以决定“转向何处”。皮科并未说人就是宇宙的中心，甚至不具有通常认作古典名句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层含义。

正是这种来自对人性含混不定的理解才出现了人文主义[humanism]。人文主义与其说是一场运动，还不如说是一种能被界定为坚信人的尊严的态度，这种态度既基于强调人的价值（理性[rationality]与自由[freedom]），也基于承认人的局限（易于出错[fallibility]和易受诱惑）：由这两种假设便产生出了——责任[responsibility]与宽容[tolerance]。

难怪这种态度受到了来自两个不同阵营的攻击，这两个对立的阵营因对责任与宽容这些信念的共同反感而在最近结成了统一战线。盘踞在其中一个阵营里的人否认人的价值：他们是信仰神性、自然或社会宿命[predestination]的决定论者，是权力主义者和宣称群居[hive]至关重要而不论群居会被称为集团、阶级、民族或种族的“群体论者”[insectolatrists]。在另一阵营里的人否认人的局限而支持某种智力上或政治上的放荡不羁[libertinism]，例如唯美主义者、生机论者[vitalists]、直觉论者和个人崇拜者。从决定论的角度看，人文主义者要么是无望的人，要么是耽于空想的人。从权力主义的角度看，人文主义者要么是离经叛道者，要么是革命者（或反革命分子）。从“群体论”[insectolatry]的角度看，人文主义者是无用的个人主义者。而从放荡不羁的角度来看，人文主义者是胆怯的平庸之辈。

杰出的[parexcellence]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就是一个典型的适例。基督教会怀疑并最终拒绝了此人的著作，此人曾说“也许基督的精神传播得比我们所以为的更广泛，在我们历书中见不到的众圣徒身上就有着许多的基督精神”。冒险家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看不起伊拉斯谟那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怀疑论及其对安宁[tranquillity] 的怯爱。还有坚称“无人有权认定善恶之事，但任何事都绝对必然地发生在人身上”的路德[Luther]，他被一种信念所激怒，这种信念在[伊拉斯谟的]一句名言里表述成：“要是上帝像雕塑家用黏土又或石头那样用人来现形，那作为整体[亦即既具有肉体又具有灵魂]的人还有什么用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