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羊如何找到方向——读加藤周一《羊之歌》| 书评

加藤周一曾经在评述日本文学时精辟地指出“文学即思想”。《羊之歌》作为一部随笔作品，雅致的文字不仅体现出作者的教养学识，也凝聚了他对于东西方文化艺术的思考结晶。用“文学即思想”来形容这部作品，算得上恰如其分。

**个人与时代的历史记忆

2019年，正值日本战后学者、评论家加藤周一百年诞辰。北京出版社适时推出了加藤周一的随笔集《羊之歌》（翁家慧译）。1919年为农历乙未年，加藤自述道：“以‘羊之歌’为题，一方面是因为我出生于羊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跟羊的温驯性格有不少相通之处。”

《羊之歌》是加藤周一的自传性随笔，1966年10月至1967年12月连载于《朝日期刊》。前篇从幼年记述到1945年日本战败，续篇则以战后为中心，讲述到1960年日美缔结新安保条约。对于加藤而言，1945年与1960年两个时间点意义十分重大。“1945年秋，我朝着战后的日本社会出发。”“1960年是对战后我在东京的生活得出结论的一年，同时，也是朝着以后的生活启程出发的一年。”夏目漱石在《三四郎》中借美弥子之口提出“迷羊”的概念。或许《羊之歌》便是一部“迷羊”的成长史，记录了一只离开了羊群，特立独行的羊，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前进方向。

加藤周一及其《羊之歌》

加藤周一曾将福泽谕吉与河上肇的自传誉为日本自传文学的双璧，原因在于两者均将个人的发展史与时代的发展史相重叠。《羊之歌》也是如此，它既是一部个人的小历史，又是一部跨越了大正、昭和两个时代、见微知著的大历史。

**感受体验与思想的成长史

加藤周一曾经说过，“文即人，人即思想与感觉”。《羊之歌》的前篇从《外祖父的家》开始，到《八月十五日》结束，记叙了加藤自童年至青年时期个人的成长经历、个人独特感受体验的形成、知识的储备与积累，以及二战期间思想趋近成熟的过程。开篇的《外祖父的家》让人联想起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中家庭生活的记忆。加藤的外祖父年轻时曾游学意大利，精通外语，过着西式的生活，喜欢西洋美食与意大利歌剧。童年时受外祖父影响而感受到的味觉、听觉，在加藤幼年的心中建立起独特的感官体验，让他在若干年后旅欧时感觉到“西欧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跋涉千里终于抵达的异域，而是悠长假期之后重新返回的故乡”。与外祖父家的“洋味儿”相映成趣的是，祖父家在农村，给加藤的童年记忆留下了“泥土的香味”，农村经常举办盛大的法事、婚礼，而加藤却感觉“在所有的宴会上，我认为自己永远是一个局外人”。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渐渐从一个被动的观察者，主动成为一个观察者。这样的视觉经验也影响到加藤成年之后以冷静的目光认识西洋，并重新发现日本。

少年时代的加藤周一体弱多病，对于世人称作儿童游戏的东西，没有丝毫兴趣，而是“不求回报地、不带目的地、单纯地享受知识的乐趣”。加藤与早熟的同学无法成为知己，而听话的好学生一丝不苟的举止在加藤眼中显得滑稽透顶。读初中那年，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学校里“忠君爱国之类的东西倒是没少教，‘基本人权’之类的问题却从来不提”。回顾初中的时光，加藤直言没有一个老师在兴趣上、人格上，或者在世界观上对自己产生任何影响。

加藤的父亲是为人方正、淡泊名利的医生，家中二楼书房的书架上大多是德语的大部头医学书，文艺类书籍只有少量关于和歌的书，而且半数以上是《万叶集》的旧注释本。然而，作为“无奈之选的《万叶集》却为我打开了一扇想象世界的大门”。《万叶集》使加藤感受到一些具有音乐特性的东西，体验到诗歌类文艺作品的玄妙之处。而《万叶集》毕竟是古远的文学，无法解决现实生活对少年时代的加藤造成的困惑、沉闷、煎熬，直到遇见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芥川在20世纪20年代便犀利地揭示了日本近代国家的本质。其晚年作品《侏儒的话》中讽刺军人犹如小儿，对加藤启发良多。“不管是学校、家里，还是社会，一直以来所信奉的被神圣化的一切价值，竟不堪芥川龙之介的这一击，它们在我眼前瞬间坍塌。”1936年，加藤周一高中入学考试前夕，爆发了陆军将校兵变的二二六事件，加藤在现实中看清政治权力近乎荒谬的残酷，决心从此远离政治。次年，于战后担任东京大学校长的矢内原忠雄教授在演讲中洞察了日本即将踏上军国主义的不归之路，作为一名听众，加藤被其自由精神深深感染。2004年，加藤周一与大江健三郎、小森阳一等作家、学者成立了维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反对“放弃战争条款”的修宪。这表明加藤的立场并非远离政治，而是拒绝独裁的坏政治，不与之同流合污。同时，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不惮于投身政治，维护和平的希望。

在东京驹场就读高中的三年里，加藤周一遇见了许多优秀的老师，如在夏目漱石名作《三四郎》中被称作“伟大的黑暗”的人物原型——哲学教授岩元祯、研究日本佛典的德国人斐措尔教授、用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论》德译本授课的片山敏彦教授……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加藤就读高中，还是考入东京大学医学部，选修文学部的课程，在学习了三个月基础语法之后，教师便直接以外文原著作为教材授课。这一方式与现今通行的，偏重语言基础训练的外语教学不同，是通过文史哲外文原著的读解、翻译，综合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人文知识、思辨能力。这并非掌握语言的捷径，对于有志于学的学习者而言，却打通了语言与人文、思想的壁垒，是需要艰难攀爬却风光无限的历练。此外，当时尚未有“通识教育”的理念，但是从加藤周一的教育经历来看，大学提供了宽松的氛围、高质量的知识、思想传授体系，而他感兴趣的正是“包括了感觉和知识的世界整体，以及整体的结构”，因而能够打破学科的限制，成长为学识丰厚，极富洞见的学者。

加藤周一自述，大学期间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法文科副教授渡边一夫，他“生活在丑态百出的日本社会中，却从更广阔的世界和历史的角度来定位自身的存在”，渡边研究的16世纪是宗教战争的时代，而“这不仅是一个遥远国度的过去，它也是日本和日本所在的整个世界所面临的现在。”日后，渡边的学生中有一位也深受其影响，以文学反思人的存在本质，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学生便是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

永井荷风

丸山真男

夏目漱石

加藤在战争期间读完大学，留在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当助手，没有上战场。而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离去，不乏在战场上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其中就有加藤的友人中西。读高中时，中西便对时局抱有清醒的认识。加藤认为中西之所以战死，是因为“权力终于不能再骗到他，于是就用了物理上的力量，强行将他送往死地”。加藤在战争中活了下来，相对和平的生活环境给他提供了冷静反思的空间，并对未来抱以希望。《羊之歌》的前篇最后一章以《八月十五日》为题，文章的最后一句是“所以，希望还是有的。我们缺少的，就是粮食。不过，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

**认识西洋，发现日本

永井荷风是加藤周一偏爱的作家之一，相近的留洋经历或许是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在随笔《物与人及社会》中，加藤详细追述了永井荷风的经历与思想，认为1907年旅居法国里昂的一年对于荷风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具体而言在于“感觉教育”，即感受性的成熟。而对于加藤而言，旅欧的经历不仅使其感受性更加丰富，思想上也完成了一次重大的飞跃。

加藤自述经历了两次明显的转变，“一九四五年秋，我朝着战后的日本社会出发。一九五一年秋，我启程去看西洋。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出发”。在此之前，他与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彦合著的《一九四六——文学的考察》出版，为日本战后文学批评带来新的气象。1951年秋加藤周一开始了三年多的旅欧经历，他深入理解之前在书本上接触到，而今亲身体验的欧洲文化思想。同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日本人的身份认同，在与欧洲文化的比较中重新审视日本的文化及传统。

加藤周一旅居法国时，主要在巴黎大学的医学部从事研究工作，然而医院和研究室之外的世界无疑更吸引他。在《羊之歌》的续篇中，加藤主要记述了旅欧四年中所见之人、所读之书、游历之处。除了欧美人，他还结识了旅居欧洲的日本人，并对雕塑家高田博厚的观点——“所谓文化，就是‘形’，所谓‘形’，就是外化的精神；精神只有通过自身的外化，也只有通过这唯一的方法，才能实现自我”——产生了共鸣。当他游历各地，看见罗马的风景时，脑海中浮现出《古今集》之后的和歌中的景致；听到西洋音乐，不自觉地想起日本的义太夫，认为西洋的义太夫，就是法国人说的香颂；中世纪音乐则让他联想到从镰仓时代一直传承至今的横笛的旋律——加藤的这种体验并非思乡情切，而是有意识地在相似与差异中思考曾经熟悉却又变得陌生的日本文化，正如在出国之前他在《何谓日本文学》中提出的问题一样，何谓日本文化，成为一个清晰且有待解决的课题。

渡过英吉利海峡，踏上英国的土地之后，加藤惊讶地发现“以前我不曾察觉到的和英国有关联的种种习惯，实际上都是从这个国度进口而来”。与法国青年交流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文学修养横向扩展，国际化却又肤浅；而对方的修养以本国历史为轴，纵向发展而且深厚。可以说，文化的差异诱发了加藤的思考。“多年以后，我写了《杂交种文化》，在文中强调了日本现状的表象之下潜在的各种可能性。那个时候，我就想起了自己在大学城里的这段经历。”加藤周一的评论集原题《杂种文化》，出版于归国后翌年。中译本1991年出版，标题为《日本文化的杂种性》。此次《羊之歌》中译本为避免中文“杂种”一词的语用学贬义色彩，将其译为较为中性的“杂交种”。

《翻訳と日本の近代》

《夕阳妄语》

《雑種文化》

与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近代日本的文明史位置》《艺术的精神史考察》等专业性较强的著作相比，“杂交种文化”这一概念简明易懂，为一般读者所熟知。对于十年前出版的这本文化论，《羊之书》中并没有专门列章节详述。思考“杂交种文化”的契机及其内涵，散见于《外部所见的日本》《格物致知》等几个章节。经过六个星期的海上生活，轮船接近了九州的海岸。“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从外部看日本。”沿途经过诸多的城市，让加藤思考“存在于亚洲之中的日本”，并于归国后撰写了一系列评论文章，探讨日本文化的特质。加藤强调了旅欧期间的经历对于思想转变的重要意义。“我在西方的生活改变了我对于西方文化的看法，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我对日本文化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他提出现代日本文化是一种“杂交种文化”，而这一观点虽然看似缺乏新意，但却提示了日本文化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即杂交种文化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类型，具有与异质文化相融合的生命力。当然，加藤周一将中国的大陆文化、德意志文化视为典型的“纯种文化”，逻辑上有欠严密。不过他思考的出发点在于相对性，正如他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将中国的大陆文化视为“纯种”，也是相对于日本文化而言的一种分类。

与加藤周一相似，战后有许多日本文人、学者负笈海外，在文化的差异与碰撞中反观日本文化。在 《羊之歌》中，加藤批评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从自然特点中提取的“风土”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和辻哲郎针对季风型、沙漠型、牧场型三种风土类型进行考察，将日本归类于季风型风土，分析了各种风土类型中的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特征，阐明人的存在方式与风土的关系。加藤周一认为“呈现在我面前的日本，她首先不是作为自然环境，而是作为生活在那里的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社会实体。与此相对应，加藤周一对于日本文化的观点与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有相似之处。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一书中将文化类型分为“竹刷子型”与“章鱼壶型”，他认为西方的文化根源在于古希腊罗马，近代之后虽然学科分化，但文化在基底上是相通的；而日本在近代之后汲取西方文化，各个领域、集团却如同捕章鱼的罐子一样各自独立、壁垒深厚，缺乏横向的交流与连结。加藤与丸山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他们关于翻译如何影响日本近代国家的对谈集《翻译与日本的近代》也是研究日本文化的必读书目之一。

《羊之歌》以《审议未了》作为终篇。加藤周一记录了经历过1960年日本修订安保条约这一历史的转折，自己的内心发生的又一次转变。《日美新安保条约》的缔结，意味着日本结束了半占领状态，战后的一个阶段就此终结。对于加藤而言，作为一个生活在战后社会的人，人生的一个阶段也就此画上了句号。经过长年的思考、观察、阅读、书写，以及旅居海外的经历，加藤认为，“我已经不再去别处寻找生活，而是在当下的生活中尽我所能，觅我所求。”

《羊之歌》记录了加藤周一前半生所观察、体验、思考的吉光片羽，这是一个文人学者的精神成长史。同时，加藤也将自己作为一个样本，深入剖析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在何等环境下成长，并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羊之歌》出版之后，加藤周一继续以专栏的形式发表随笔，于《朝日新闻》连载《山中人闲话》（1980年7月至1983年5月）、《夕阳妄语》（1984年7月至2008年7月），直至病重住院。这些随笔可以视为《羊之歌》的延续，然而加藤的视角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不再回顾自身经历，而是将目光转向外部的历史与现实，思考日本的文化与社会，旗帜鲜明地呼吁：正视历史、反对战争、反对修宪。例如，在题为《从“南京”回溯“旅顺”》（1988.8.23）的随笔中，犀利地指出日本人在纪念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时却不愿正视作为加害者的责任，刻意地加以遗忘。而“从伦理上看，杀害毫无抵抗的市民是罪恶的，这与国籍无关”。加藤周一通过历史文献的梳理，努力唤起日本读者已经遗忘的“旅顺屠城”，他指出不管是 “旅顺”还是“南京”，日本政府都未将其忠实地告知国民，对于牺牲者毫不负责。在《宪法·海外派兵·国际合作》（1991.11.20）一文中，加藤周一开宗明义地指出“依据《宪法》，不可向海外派兵”，明确反对海湾战争之后甚嚣尘上的修改宪法、向海外派兵的论调。如今，他所创建的“九条会”仍然是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一支重要力量。可见，加藤周一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始终以冷静的头脑反思“何谓日本”这一终极的命题。

加藤周一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始终以冷静的头脑反思“何谓日本”这一终极的命题。他所创建的“九条会”仍然是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一支重要力量。图为大江健三郎（左）和加藤周一（右）

2008年12月，加藤周一去世之后，《朝日新闻》在讣告中追思这位战后的文化巨匠：“在知识日益碎片化的时代，加藤周一以罕见的知性，以历史的视角整体性地评述日本文化，并将其与当今的政治、生活相联系。”

**文学即思想

《羊之歌》被誉为“日语写成的最美的散文”，书中有许多文字隽永、冲淡深邃的章节，值得反复品味。《高原牧歌》的开头这样写道：

高原的夏天是从布谷鸟的叫声开始的。自从在信州追分村度过了中学阶段的最后一个暑假，之后每年七月我都能在此听到它的叫声。在浅间山麓的落叶松上，它的叫声穿得很远，清澈的空气为之泛起层层涟漪，反衬出周围大自然的静谧。从我到达林中小屋的那一刻起，东京的噪声就淡出了我的世界。满身汗水与尘土的集训、涩谷站熙来攘往的人流、夕阳下美竹町家里二楼的那间房子——统统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除了布谷鸟的叫声，这里还有草坪和火山灰铺成的小径，有白桦树的树梢在微风中摇曳着指向蓝天，有在杂木林中飘来荡去的雾霭，还有浅间山变化莫测的地表和远处西边地平线上绵延着的紫色的八岳山脉。这里，高远的天空湛蓝无比，正午的积乱云气势磅礴，夜晚的星空璀璨夺目。（《羊之歌》112页）

然而，虽然文章充溢着牧歌的清雅趣味，那里有美景、隐遁者、休闲的运动，战争依然给牧歌的田园笼罩上浓重的阴影。加藤每次从高原回到东京，便以全新的目光重新审视东京。文章最后一句是：“为了继续东京再发现之旅，我必须跑到更远的地方，然后回来。”这也预示了他在成年之后，获得游历欧陆，重新认识日本的体验。

《京都的庭园》以“我常去京都，只为见她”起篇，而文中关于恋人的记述并不多，反而是加藤描写的一个让他开悟的瞬间，让人印象深刻。

一个秋日午后，某禅寺的庭园中，神迹就这样降临到了我的身上。庭园的结构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不过用了一个司空见惯的借景手法。它借用东山的斜坡做背景，前景是枯山水，而且，规模不大。但是，庭园里分分秒秒都发生着变化。斜阳的余辉刚刚照亮东山的黄叶，转瞬间又幻化成一片阴翳，枯山水也在顷刻间沉入了灰色的最深处；眼看着太阳出来，光芒万丈，却不料银色的雨点竟有悄无声息地落在白色的沙子上，绿色的点景石如获新生一般，绽放出亮丽的光芒。这是一个庭园，又不是一个庭园。它表情丰富，瞬息万变，有欢喜，有悲伤，有绚烂，有沉郁。所有这一切都被微妙地统一成一种含蓄的“形”——除了“形”之外，大概也没有更好的说法——而且，分分秒秒都是“形”胜于“姿”。（中略）我在东京出生，在东京长大，却在远离东京的地方遇到了一个准确无误的东西——我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准确无误的对应关系。（《羊之歌》213-214页）

1946文学的考察

《羊之歌》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加藤周一已经从欧洲返回日本。这段追忆既是他在京都的实际体验，也叠加了他在欧洲对于造型艺术的思考，尤其关于“形”的感慨，无疑受到雕塑家高田博厚的影响。青年时让内心震撼的景致，经过文化差异的思维历练，升华为精神的外化表现。

加藤周一曾经在评述日本文学时精辟地指出“文学即思想”。《羊之歌》作为一部随笔作品，雅致的文字不仅体现出作者的教养学识，也凝聚了他对于东西方文化艺术的思考结晶。用“文学即思想”来形容这部作品，算得上恰如其分。

北京大学日语系翁家慧老师的译本忠实雅驯，与原作相得益彰。为了便于理解，涉及专有名词之处译者均添加了详实的注解，书后还附加了多达两百多条的人名、作品名注解，对于深入理解本书提供了相当的助益。北京大学于荣胜教授与加藤周一先生有着深厚的交谊，于教授撰写的中文版序不仅对于加藤周一的个人经历、学术思想进行了清晰的归纳，而且记录了自从1987年秋加藤先生赴北京大学参会演讲（参见加藤周一《北京的秋天》），数次与加藤先生欢谈交流的亲身经历。《羊之歌》是加藤周一先生前半生的记录，而中国学者记述的交往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自传性随笔《羊之歌》的有益补充，体现出加藤先生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是十分珍贵的记忆和文献。

作者：邹波（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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