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东西知识网络中的《文学说例》

章太炎《文学说例》手稿首末页 资料图片

章太炎所引“穀利亚英国文学史”扉页，清末京师大学堂藏1907年重印本。

武岛又次郎《修辞学》封面

作为目前可见章太炎最早直面“文学”的篇章，《文学说例》是其学术历程中颇为奇特的一篇“文论”，却为《文学论略》《文学总略》等名文的声光所掩。使得不同脉络交错联结，最终结成网络的，未必总是客观、对称、合乎逻辑、完备周延的体系性认知，而经常来自某些结构、概念乃至只言片语仅仅在字面上或比喻、象征意义上的相似性。

2017年匡时秋拍“名人手稿信札专场”出现了一种章太炎手书的《文学说例》。据网上公开资料和图片，“此《文学说例》，共二十三开，四十六纸”，使用上书口题署“东吴大学堂日记”的蓝色直格稿纸，对折后“线装成书”，每半叶8行，行20字左右，页眉、页脚、行间等处多有插入正文的小字。

按章太炎1901年经吴君遂（保初）介绍，任教于苏州东吴大学。次年2月14日（阳历，下同）致书吴氏，提到“《文学说例》近又增删，易稿二次，业付缮写，抵沪时当求是正也”，八天后即从上海登轮赴日本。是为章氏第二次东渡。1902年4至9月间，《文学说例》在横滨《新民丛报》第5、9、15号上连载刊出。至1950年代，舒芜等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即据《新民丛报》收录此文，惟迻钞之际，不无讹误。

此次新出的《文学说例》手稿，笔者目前仅见预展公布的16张图片，截取的是首尾各7个半叶和中段论“之其是若”四字相通的2个半叶。从已见部分估计，该手稿完成度较高，页眉等处的小字插入，主要是补充例证性材料，此外还有个别字句删改的痕迹。经补充、改动以后的文字，基本符合《新民丛报》所刊完稿（以下简称“通行本”）。手稿本与通行本较大的差异，体现在开头与结尾两处：手稿本“文学说例”的标题下，直接就是“六书初剏，形、声、事、意，皆以组成本义……”的正文，并没有通行本起首的那段“叙曰”。与之相应，在通行本全文结尾的“可以起牻无常之病矣”句后，手稿本涂去另起的“虽然，吾于武岛所述，则有感尔”一行，多出“顾宁人曰”至“其皆有所底止乎”一段作为结束。手稿本结尾所多的这一段，今见于《訄书重订本·订文》所附《正名襍义》篇。

作为目前可见章太炎最早直面“文学”的篇章，《文学说例》是其学术历程中颇为奇特的一篇“文论”，却为《文学论略》《文学总略》等名文的声光所掩。新旧两版《章太炎全集》亦尚未收入此篇。不同于通常印象中章氏文辞的朴茂闳雅，辛丑壬寅间以“和汉文籍”为“吾侪之江海”的章太炎，并不怎么避忌其时大量接触的日文新学书，行文较随性，往往羼杂新名词。从中正可窥见被“文学复古”徽帜掩盖的外来资源。章太炎1906年以后趋于成熟的文学论，嵌套在从“小学”（语言文字之学）经“文学”上求“诸子学”（哲学）的框架内，重在界定“文学”畛域。（《国学讲习会略说·论文学》《文学论略》《文学总略》均以“略”为题，章太炎《七略别录佚文徵序》：“略者，封畛之正名。”）与之相比，1902年发表的《文学说例》还不出早年《文例杂论》《正名略例》等文探索“文例”的思路，条举凡例法式，旁涉小学、文法学、修辞学、社会学、宗教学等诸多面向。

通行本《文学说例》分为14段。起首“叙曰”一段为总论，开宗明义云：“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辨〕，谓之文学。”此语取自《大戴礼记·小辨》篇：鲁哀公“欲学小辨”，孔子以为不可，而教以“大道”，内即有“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一条。惟此中“小辨”何说，已不可考，或以为“即一知半解之俗学……犹汉《急就章》、宋王安石《字说》之类”（阮元《与郝兰皋户部论尔雅书》，见《揅经室一集》卷五）。至于“尔雅”，则历来有《尔雅》书与“尔（迩）乎雅也”二说。如前所述，此段“叙曰”并不见于手稿，而手稿本多出的“顾宁人曰”一段末尾数句，总结全篇，颇能与之互证：

知尔雅之为近正，明民之以共财，奇恒今古，视若游尘，取舍不同，惟其弔当。斯则华士謏闻、鄙夫翫习，其皆有所底止乎？

此处即从阮元等说，以“近正”为“尔雅”之确诂，而“正”又可以理解为“正音”“正字”，故当以小学训诂求之。通行本“叙”接着引王充《论衡·超奇》篇对“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四者界说，以证古今“文”“儒”势位颠倒，要在“通小学与不通小学”。（按：在日后的《文学论略》和《文学总略》中，王充这段话反复被章氏引用，但主要是用来说明“文学”范围之广，包括历史、经说、诸子。）《文学说例》整篇宗旨，在“取文学与雅故神恉相关者，观其会通”，即考察“文学”与“小学”（雅故）的关系。

针对“近世古文家不识字”的状况，章太炎早就发过“凡曰古文者，非直以其散行而已，词气必合于秦汉以上，训诂必合于秦汉以上……字之不识，文云乎哉”（《膏兰室札记》卷二）的议论。俞曲园则称：“谓观于古者，当依乎故以求之也。……尔雅犹言近古也。”（《群经平议》卷十八）那么，《文学说例》标举“观于古”，是否仍从其师说，坚守“近古”的立场？恐怕亦未尽然。前述手稿在“尔雅之为近正”句下，摘引《礼记·祭法》中“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的成句，表明其准绳只在“正名”。下文更明言“奇恒今古，视若游尘”，则古今之争已不是最重要的考虑。章氏此篇实是针对“华士”、“鄙夫”两方面同时立论，既反对前者的病态夸饰，又排斥后者的口说策锋。其多用古训难字，并非着眼于词藻层面上的“近古”，而是为了意义表达的“弔当”，正所谓“舍借用真”。这种学理上的“正名”态度，与顾炎武所批驳“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的文人陋习，自不可同年而语。

要理解章太炎“观古以正名”的清奇思路，还须对他早年关于语言文字的译述稍加回溯。1898年，《昌言报》刊出“湘乡曾广钧采译、馀杭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其中《论进境之理》（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1857）一篇，提到“语言文字之变愈繁，其教化亦愈文明”，而英语以“六万馀言”的词汇量“言各成义，不相凌杂”，被认为是使英国成为西方世界表率（“表西海”）的重要因素。这一论点对章太炎触动很大，类似文段随即出现在其自著的《訄书初刻本·订文》篇中。章氏以为汉文常用字止于二千，晚近门户大开，面临“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的危机，故必须如荀子所说，“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相对于清季风靡一时的“造新字”或引进“新名词”运动，章太炎更倾向于复活古字古义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且认为以后者之琐细，反而更易臻于精确。同一时期，他还撰有一篇《文例杂论》，意在扩充顾炎武《救文格论》，纠正当世应用文字的体例。（文载《太炎文录》卷一，《太炎集》篇目系为“丁酉［1897］文”。按：此文当与1901年3月前后章太炎《与吴君遂书》中提到的《广救文格论》有关。文中有“今人效日本人书，虽丈夫亦称氏”等句，似亦不应发于“日本人书”开始流行的时代以前。该文至少在丁酉后仍续有补订。）总之，《文学说例》以“小学”说“文学”的主要出发点，还不在于章氏日后张扬的“文学复古”，而是清末世运遽变、中西交通带来的翻译和词汇问题。

讨论“小学”与“文学”之关系，章氏早岁在诂经精舍接受的朴学训练，当然是重要凭借。《文学说例》第六段论有韵之文“有训诂常法所不能限者”、第八段论诗歌篇题之袭用、第十二段末引张燧《千百年眼》及手稿本所载最后一段言及“黾勉”“密勿”通转，均出自早年札记（见《膏兰室札记》卷二“论近世古文家不识字”、卷三“论古诗字同音同而义异及用其篇题而取义异”“张燧千百年眼论古人文辞”等条）。此外，如其第五段论“倒植”与“间语”，第七段论之、其、是、若四字通用，第十二段论“对待”与“同训”，欲在高邮王氏等乾嘉考据家之外别辟蹊径，更是考验功力。

不过，《文学说例》在章氏一系列文学论说中的特殊价值，还在于该篇对当时东西两洋学术著作不加掩饰的援引。同属这一时期的《訄书重订本》也有类似特点。《文学说例》直接引用的外文著述有以下7种：

1. 姊崎正治：《宗教学概论》第四部“宗教病理学”，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0年，第457-458页（《文学说例》第二段，引作“宗教病理学”）；

2. William Francis Collier.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a Series of Biographical Sketches. London: T. Nelson, 1865，pp.13-14（第二段，引作“穀利亚英国文学史”，转引自［3］涩江保书第15页）；

3. 涩江保：《希腊罗马文学史》，东京：博文馆，1891年，第31页（第九段）、第26-27页（第十二段）；

4. 加藤照麿编：《加藤弘之讲论集》第一册，东京：金港堂，1891年，第62页（第十一段）；

5. Benjamin Kidd原著，角田柳作译：《社会之进化》，东京：开拓社，1899年，第208-209页（第十一段，引作“格得社会之进化”）；

6. 武岛又次郎：《修辞学》，东京：博文馆，1898年，第31、35-38页（第十四段）；

7. Matthew Arnold. Essays in Criticism. London and Cambridge: MacMillan, 1865, [?]（第十四段，引作“阿诺路得评判论”，转引自［6］武岛又次郎书第32页）。

其中虽有Collier和Arnold两种英文书，实皆转引自日文著作。此外，第四段末还有介绍印度名词“性”变化的数句，并未标明出处；从“独拉维达”（似即Dravidian，通译达罗毗荼）等音译语看，当仍是来自日文书。此次滞日期间，章氏曾为广智书局“删润译稿”，1902年9月有署名“章炳麟译”的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出版。但对他的日文能力也不可作过高估计，因其引用多为意译或节译，且不无误解之处。

章太炎中年以后，对日感情既发生变化，对日本学术评价尤低，故往往抹去早期著作中援用日文材料的痕迹。加之他素来以“国粹”自任，更要强调中国语文与历史的独异性，尝以为：“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自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自述学术次第》），二者为“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章太炎先生答问》）。然而，若回到《文学说例》撰著的现场，章太炎以西学为导引，重新厘定中国文字、文学价值的倾向却相当明显。他甚至以印度名词“性”之多变（高性劣性、生物性无生物性、阴性阳性中性等变化）反衬中国语词“纯简”（第四段），以日文助词“コト”附会先秦典籍中训为“事”的采、载、言等虚字（第五段）。一则曰“厥在中夏，宁独有异”（第四段），再则曰“徵之禹域，秩序亦同”（第九段），三则曰“人情所必至，初无间于东西”（第十二段），似乎并不视之为“中国独有之学”。此类比较语言学或比较文学方法的浅尝，在章氏对姊崎正治、涩江保等人著作的创造性援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近代日本的宗教学者姊崎正治（1873—1949）对章氏学术趋向影响甚巨。就此，中日两国学者已颇有讨论（小林武《章太炎と明治思潮：もう一つの近代》、彭春凌《章太炎对姊崎正治宗教学思想的扬弃》）。姊崎正治1896年毕业于帝国大学哲学科，先后在净土宗高等学院、东京专门学校、帝国大学等处讲授“比较宗教学”。章太炎在《文学说例》和《訄书重订本》中屡屡征引的《宗教学概论》，就是来自以上诸校的讲义录。

在《文学说例》紧接叙文的第二段，章氏将“六书”分为两组：1）象形、形声、指事、会意“皆以组成本义”；2）假借即引伸，“不得不假借以为表象”。（按此即戴震所谓“四体二用”，但未涉及转注。又此时章太炎尚认为假借“与夫意义绝异而徒以同声通用者，其趣殊矣”，与后来所说假借义不同。）所谓“表象”，引自姊崎正治的宗教病理说：

姊崎正治曰：……凡表象主义之病质，不独宗教为然，即人间之精神现象社会现象，其生命必与病质具存。马科斯·牟拉以神话为言语之疾病肿物。虽然，言语本不能与外物吻合，则必不得不有所表象。

手稿本此段开头原作“姊崎正治述独逸人语曰”。“独逸人”即下文提到的“马科斯·牟拉”。身为比较宗教学、比较语言学以及东方学、神话学的多栖学者，出生于德国的牛津大学教授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在明治中后期的日本学界享有盛名。据说姊崎正治走上宗教研究道路，也曾受其著作导引（嘲风会《姊崎正治先生书志》）。所引“神话为言语之疾病肿物”一语的原话是：“Mythology, which was the bane of the ancient world, is in truth a disease of language.”（氏著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1861, p.22）

章太炎援引姊崎书中所举语言“表象”之例：“雨降”“风吹”是以人类动作比拟自然现象，“思想之深远”“度量之宽宏”等说法，则是以有形空间衡量无形精神。由此类推，则《说文》之假借亦是“表象”的体现：“来”字“象芒朿之形”，本义为麦子，却因周颂“贻我来牟”之瑞从天降来，引伸为“行来”的“来”；“孔”字“从乙从子”，亦缘玄鸟（乙）至而得子的传说，而有“嘉美”之义。当代语言学家断言人类思维基于隐喻，正是隐喻在已知概念和未知概念、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之间搭建起桥梁，构成语言系统（参看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著、何文忠译：《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但章太炎对于语言文字的繁衍，却偏向更为客观主义的立场：语言发端时，固然难免“表象”之病；但若在文字孳乳、另造“正字”之后，仍然沉溺于“表象”，“习用古文而怠更新体”，则非章氏所能承认。他要恢复的是“正字”而非“古文”。“古文”有出自“表象”者，而“正字”的孳乳，也有可能后于“古文”。于是，“表象主义”为宗教病理之说，意外地为训诂正名提供了外来的学理支撑。《文学说例》推崇“故训求是之文”（第三段），同时也强调剖析名理，引入名家之说（第四段），旨在使文字时时“与外物吻合”，避免表象之病。

文学说例》另一个重要的外来凭借是涩江保的《希腊罗马文学史》。与正牌帝国大学毕业并随后留学英、德的姊崎正治恰成对照，自号“幸福散史”的涩江保（1857—1930）虽出身于医学世家，却主要活跃在民间舆论界，以面向市民读者的博文馆为基地，编译了横跨数学、哲学、天文学、社会学、伦理学、战争史、文学史乃至手工、体操、为人处世等广阔领域的大量通俗书籍，还写过多部冒险小说，几乎是一个万金油式的著作家。1890年前后，博文馆主人大桥佐平有意出版日本文学史，命涩江保编纂“泰西文学史”作为配合。收入该馆“通俗教育全书”第56编的《希腊罗马文学史》，便是其中之一。

今天来看，涩江氏此书与其说是“文学史”，不如说只是一份关于欧洲古典文学的知识大纲。但他在该书绪言中，介绍“文学史之必要”“文学之定义”“其起源发达”“其种类”等内容，摘译了古典时代以来西洋学者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文学说例》第九段以下对该书的大段引用，使章太炎基于训诂正名的“文学”论得以与西方古今的各种文学概念对接。更为重要的是，1937年《制言》第34期登出潘承弼等辑《太炎先生著述目录后编》，“专著”一栏即有未刊的《希腊罗马文学史》一种（按语曰“此书译自日文，与前书同归长沙章氏”）。可知章太炎曾经翻译（或至少润色）涩江氏此作的全书，故对其书绪言中所译介的西洋文学定义、文字起源，以及文学因缘书写材料而得名诸说，即便未见直接征引，也有可能了然于心。从《文学说例》开始，章氏文论的重心渐由“文例”转向“文学”，当与涩江氏此部“文学史”的刺激不无关系。

回到《文学说例》，章太炎在第九段首先援引了涩江氏关于希腊文类“自然发达”的记述。所谓“自然发达”，即未受外力影响，故其文类发生如四季迭代，体现了自然秩序：先有韵文（verse）再有散文（prose），韵文按史诗（epic poetry）、乐诗（lyric poetry）、戏曲诗（dramatic poetry）顺序发生；史诗中又分大史诗（grand epic）、正史诗（historical poem，即有韵历史metrical history）等八类。散文则先后出现历史文（historical prose）、哲学文（philosophical prose）、演说文（oratorical prose）三种。章太炎后来称颂各国学术“能自恢彉”者，惟有中国、印度、希腊（《国故论衡·原学》）；中国既然与希腊一样不受外力薰染，故其文学理应按同样的顺序“自然发达”。大概先有口传之史诗，降而此体“废于史官，而业存于矇瞽”，遂为《诗》之二《雅》。《书》分为二种：誓诰直录其语，为口说之祖；帝典则为“有韵之史”，正可类比于希腊的“正史诗”。逮至《春秋》以后，史书皆不用韵，是则散文之“历史文”先起；继而有管子（百官记数，源于周官）、老庄（立均出度，分属韵文）、孔墨（六国诸子所出）三种“哲学文”；至战国，纵横家起于行人口说，名家确立“演说元则”，是为“演说文”。按照章氏的描述，先秦时代经子文辞相继繁盛，确与古希腊文类发达的顺序若合符契。

在以上中西著述发端的对比中，章太炎自然会把经书（史诗及乐诗）、子书（哲学文、演说文）、史书（历史文）包纳在“文学史”范围之内。而在回溯战国“演说文”兴起之际，结合章学诚的《诗教》论，太炎又发现了“言语文学，厥科本异”的源头，继而铺陈“口说与文笔大殊”的理念。在他看来，六国纵横家言、宋儒语录，以及晚清流行的演说策论（源自“衰宋策锋”），都属于同一系统，即“务动听闻”的“口说”，故与“务合体要”且“关于故训”的“文辞”不同科。《文学说例》对“文辞”、“文笔”等概念名义还没有严格分梳，但章氏文学论中“言语文字，功能不齐”的基本立场已然形成。

《文学说例》颇能容纳骈文与《选》学：既言“《文选》不录口说（按：口说指纵横家辩说，《文选序》所谓“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者），此后人所宜法”（第十段）；又以骈文“体若骈枝，语反简覈”，远胜苏轼、陈亮之辞费；进而称道阮元推崇骈俪，“上溯《文言》，信哉其见之卓也”（第十二段）。这些论调，与四年后以阮元、刘师培一派“文言说”为潜在论敌的《文学论略》相比，何其相反乃尔！其实章氏此时对骈俪的宽容，多少也受到“希腊文辞”的引导。章氏所引涩江保书中提及古希腊人也追求“对称恰好”，不仅作文章讲究对偶，神庙建筑、装饰、雕像等亦莫不如是。章太炎引之，以为爱好骈偶“固人情所必至，初无间于东西”。其议论之通达，较之日后刘师培在《中古文学史讲义》中贸然声称骈文律诗“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自有高下之别。

文学说例》可能正好处在章太炎学术尚未定型的一个窗口期。然而，如果就此认为该文对外来资源毫无别择，照单全收，甚至以西例中，则亦不符合事实。比如他对晚清学界、教育界颇为流行的“修辞学”“文法学”诸说就不无警惕。

《文学说例》第十四段引武岛又次郎《修辞学》：“言语三种，适于文辞：曰现在使用法、国民使用法、著名使用法，是为善良用法。反之，国语所无，亦有三种：曰废弃语、外来语、新铸造语，施于文辞，则非善良用法。”此段译文有点拗硬，武岛实是说判定措辞妥当与否，有三个标准：一则所用是否为当下词汇，二则是否为国民一般词汇（即不为地域、职业所限），三则词汇意义是否显著（按：原书中所谓“著名”，是“反于生硬粗野”的意思）。这就涉及章氏

至少从1898年开始就一直关注的词汇问题，亦与篇首“叙曰”及引用姊崎正治表象说的部分遥相呼应。武岛氏不取“废弃语”的立场，显然跟章氏“有循于旧名”的主张相出入：“废语多有可用为新语者，东人尟通小学，不知其可相摄代，则宜以废语为一瞑而不复视也。”至此，话题又回到了“小学”。

“修辞学”（Rhetoric）是近代日本从西洋引进的新知识门类，经历了从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注重口头演说术，到明治后期关注文学创作的转型。明治20年代以降，高田早苗、坪内逍遥、岛村泷太郎等“早稻田系”学者强调Rhetoric与美学修饰的关系，译之为“美辞学”。与之相对，帝国大学国文科出身的武岛又次郎（1872—1967）、佐佐政一等则更偏向应用写作，其著作常冠以“修辞学”“修辞法”“文章组织法”等名称。1898年作为博文馆“帝国百科全书”系列之一种出版的武岛氏《修辞学》，自然属于后者。

武岛又次郎《修辞学》注重写作实际，在晚清颇具影响力。不仅1905年就有了上海南洋中学教员汤振常的节译本（改题《修词学教科书》），像龙志泽《文字发凡》（一名《中学文法教科书》）、王葆心《高等文学讲义》（即氏撰《古文辞通义》的前身）等当年坊间流行的国文教科书，亦往往大段取用其文字。今人耳熟能详的叙事文、记事文、说明文、议论文之分，源自19世纪西欧修辞学的“构想分类”（kinds of composition），其在中文世界开始流播，也与武岛该书的引进关系匪浅。

然而，较早接触到此书的章太炎，并没有从体制（style）、构想（composition）、辞样（figures of speech）等修辞学自身脉络来理解其论述；诸如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更属章氏意中必须竭力避免的“表象”。他只是截取武岛氏著作的一个片段，来代入自己素来关心的“小学”用字问题。较此前议论更进一步，《文学说例》主张复活废弃语，不只是因为其中含有可以对应新概念的资源，更注意到所谓“废弃之语，有施于文辞，则为间见；行于谣谚，反为达称者”。换句话说，废弃语根本没有废：书面上早已废绝的“正字”，可能至今还存活于方言俚语，“耕夫贩妇，犹人人能言之”。章太炎随手举了一些例子：扬雄《方言》记“佻，县（悬）也”，他认为即今日口语之“吊”；“塞，安也”，即杭州话的“利塞”；“崽者，子也”，即湖南、广东话的“仔”；秦代以前平民可自称“朕”，章氏以为即北方话的“咱”……从而有可能联结一个沟通古与今、文与言、经典与谣谚、中夏与周边、士大夫与愚夫愚妇的语文共同体。背后预设的前提，是汉民族各地方言有一个共同祖语，且祖语语根在音韵上分化的痕迹，存留于汉字字形；所以“正字”也可以推见“正音”，因声则可以求义。章太炎数年后作《文始》《小学答问》《新方言》，“寻其语根……推见本始”，正可看作该段旨趣的延伸。

在“修辞学”之外，《马氏文通》以来文法学强分汉文字类，章太炎也多所不满。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式的“文典”著作流播内地。1903年，章氏致书刘师培就指出：“日本九品之法，施于汉文，或有进退失据，儿岛献吉[郎]复增‘前置词’为十品，此皆以欧语强傅汉文。”《文学说例》第十三段指出“辞例不可执”：对偶两句中处于同一位置的字，即便“辞例”相同，仍有多重意义层次。其趋向或同或反，取义或具体或抽象，形容词或为“举性”或为“加性”（借《墨子》术语）。无论是清儒所说的“辞例”，还是近人援引的“字类”，都不能竭尽一字的属性。试举谢惠连《雪赋》中“皓鹤夺鲜，白鹇失素”一句，“鲜”与“素”对，辞例尽同，文法上皆属形容词。但“鲜”字意存高下，带有褒义，是章氏所谓“加性形容词”；“素”字直指形质，为中立描述，属章氏所称“举性形容词”。章氏慨叹“今世言形容词者，未能定其科别”，更有“削性适例”之弊。这段暗中回应文法学的内容，可以说是对外来资源的“不引之引”。

在通行本《文学说例》的最后，章太炎引到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的一句话：

亚诺路得《评判论》亦云：认现在使用与否之问题，其于言语，不在常谈之有无，而视其施于格段、关于目的者何如。

承接章学诚“战龙、载鬼，可入《周易》，不可入《书》《礼》”之说，引此句仍是要说明措辞是否妥当，不在古今雅俗，而要看著述体裁和表达目的。但阿诺德这句话，章太炎实是从武岛又次郎《修辞学》转引来的，对原意不无曲解。其日译文是：

マッシュー、アーノールド、其著批評論に、現在の使用なるか否かの問題は、言語が通常談話の使用以内か以外にあるかにあらずして、そが格段に用ひらるゝ目的に關して使用以内か、はた以外にあるかにあり。

武岛又次郎反对使用“废弃语”，但他也设想了一些例外的情形，比如历史小说中难免要用到所写时代的语言之类。阿诺德的话，正是在这样的文脉中被引出。日译文中的“格段に”就有格外、特别的意思，即常谈以外的词汇，可以运用于类似历史小说这样“特别使用之目的”。章太炎的误解过程，大概是先把表示假名重复的“ゝ”认作句读点，再按字面将“格段”理解成名词（大概近于格式体段的意思吧），这样“格段”成了“施用”的目的语，于是才有了“施于格段、关于目的”这么奇妙的译法。

不过，“误解”有时候也能成就“悟解”，上述“格段”就导向了武岛氏原书没有料到的论证方向。某种程度上，这正提示了章太炎文学论涵纳外来资源的基本方式。《文学说例》所引用的日文著作，有介绍西方最新学理的大学讲义录，也有匆忙间拼凑成书的通俗小册子；如此悬殊的著述层次，却都被融入一炉。对于这些宗教学、修辞学、文学史著作背后的学科体系、概念脉络、读者预设，他未必有完整的理解，却往往能有效地截取片段，充当自身理论框架构建的材料。基于这一认识，我并没有使用思想史研究中常用的“知识体系”一词，而是以“知识网络”来描述《文学说例》徘徊于东西学理之间的状态。使得不同脉络交错联结，最终结成网络的，未必总是客观、对称、合乎逻辑、完备周延的体系性认知，而经常来自某些结构、概念乃至只言片语仅仅在字面上或比喻、象征意义上的相似性。章太炎写了这篇奇论来祛除文字、文学的“表象”，但他取用东西学理的方式，依旧难逃“表象主义”的咒语。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