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评论家雷达去世，他的灵敏雷达见证当代文学

今天下午，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享年75岁。他的家人透露消息后，文学圈内一片哀悼缅怀。

雷达先生是《报》的老朋友，多年来在报上刊发了多篇文学评论，影响广泛。作为贯穿新时期文学40年的当代重要批评家，雷达是敢于直面创作症候、善于辨析审美变化的观察者。雷达最早发现并评述了“新写实”，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命名；他跟踪共和国当代文学的步伐，对重要作家作品和重大文学现象，都做了充满生命激情和思想力量的及时回应。

批评家白烨曾说：“雷达对作品的精幽、微妙之处，感觉敏锐，捕捉敏捷，表达审美体验的文字也颇富诗意，暗中内含的逻辑引线与思想引力，常常能把人们由美的感悟引入灵的顿悟。”作家贾平凹赞赏：“对雷达的评论，可以用‘正’‘大’来比喻。‘正’，是他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经历的事多，众多文学思潮的生成和发展他都参与或目睹。他的评论更多的是蕴涵着传统的东西；他的文字代表担当，代表了正，代表了生活，代表了权威。”

雷达原名雷达学，1943年生于甘肃天水，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著有论文集《民族灵魂的重铸》《思潮与文体》《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等，散文集《缩略时代》《雷达散文》《皋兰夜语》 《黄河远上》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今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雷达批评文论集《雷达观潮》。著名批评家李敬泽为该书作序，雷达写了后记。经出版方授权，特发以表纪念。

《雷达观潮》

雷达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文/李敬泽

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什刹海还是一片冬天可以滑冰，夏天可以游泳的湖。彼时我还没有想过当个评论家，日子悠长清简，须忙出很多闲事打发它。比如夏天里，骑自行车，每日从安贞桥晃到什刹海南岸，岸边一棵垂柳下脱衣，跳进湖里，向湖心小洲游去。

那时的什刹海，每日岸边总有十几个泳客，以北京大爷居多，游几个来回，上得岸来，三五人袒腹相对，各持一瓶“小二”，一包花生米，半斤猪头肉，蛙鸣蝉噪，清风微雨，湖海边把天下事论得风起云涌。

在那里，常见到雷达老师。

当然，此前也是认识的。雷达之名如雷贯耳，彼时他正当盛年，激扬文字，论断天下文章，其气盛，其言宜，小子如我，望之如天边之云。忽一日，水淋淋爬上岸来，一抬眼看见一人，看来看去，莫非是雷达？只觉得他是按下云头，落到了凡间。

在湖边，和雷达谈了些什么，现在全忘了。肯定没谈过文学。或许是，谈谈身体，谈谈水，谈谈他甘肃老家的土和山。

二十多年过去了，有一天，雷达老师来电，命我为他的新书作序。雷达之命不可违，但心中实在惶恐，点一斗烟压压惊，心想，写就写吧，雷达是师长，又是忘年之交，太熟了有些郑重的话平素反说不出口，正好借这一篇序，略表我对雷达老师的敬意。

90年代以来，批评家分了两种，一种是学院的或学术的，另一种是现场的或实践的。个中分殊一言难尽。但若说到后一种，我首先想到的便是雷达。

雷达是现实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但绝不仅仅如此，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巨大转型中，雷达执着而雄辩的论证，为现实主义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对雷达来说，现实主义是信念，但信念不是教条，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推动变革和创造的实践活动，它不是为了规范世界，而是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

雷达正如“雷达”，他从来宽阔灵敏，随时向着新鲜经验开放，谛听天地消息。多少年来，我不知读了雷达多少文章，不知听了他多少次发言。我当然不是每次都同意他的观点和论断，但是，我从来不曾认为雷达是停滞的封闭的，他从来不曾失去敏锐的现实感，从来不曾失去与时代、与生活、与当下的文学写作对话的能力，他从来是勇猛精进的，他是不老的猛兽，立高冈之上，尽览风行草偃。当他为他之所是申辩时，机敏周详，令人折服，当他向着他之所非而争辩时，他是谨慎的，又是严正的。

他不是不知道，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几番更新换代，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有广博活跃的知识兴趣，但他从未放弃、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原则和方法，对他来说，这关乎文学的和批评的本质，他当然不拒绝方法与时俱进的丰富和扩展，他一直为此做着艰辛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但是，他从未动摇他的原则——他常常让我想起哈罗德·布卢姆，另一个倔强、固执的老头儿，他们之所信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在捍卫所信时的自信、坚定和权威却非常相似。他们都在急剧变化的时世中守护着传统并赋予传统以活力，他们的气质都是既强健又忧伤——是的，雷达竟是忧伤的，他有孩子般的脆弱和天真，在他的底部更是暗藏深悲，唯其如此，他的所信才获得了富于张力和深度的生命经验的支持和充实，他所捍卫的才不仅仅是理论的教条，而是人为争取自由、真实、善美的全部历史斗争和文学表达。

——正因如此，雷达始终是在现场的批评家，作为同行，我时常惊叹他的阅读之广、他的思考之深。他是正心诚意的，是从不苟且从不凑合的。我想他不是不知疲倦，我都常常替他感到累，但是，我想我是懂他的，我能够理解像他这样一位批评家永不衰竭的激情。他对自己有严苛的要求，他肩负使命，他那一代批评家的心里都曾有过来自“别车杜”的召唤，而雷达，他把这种启示和召唤变成了个人持守不渝的使命。

也正因如此，雷达成为了对二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清晰的、可以明确辨认的影响的批评家，他有力地参与了文学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回应，有力地参与塑造了这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貌，由此，他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传统的强大活力。

20多年前，在什刹海，我曾和雷达一起游泳。水深不知底，阴险的水草有时会蓄意拂过身体。每年夏天，这里都会有人溺死，我知道这是危险的，惊慌和恐惧会忽然攥住你的腿、你的心肺。这时，在恐惧的时候，我看见前边，雷达在游着，他从容安然，他如同湖心之洲。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雷达在文学批评中如同地平线、如同海岸线，对我来说，无论走得多远、游得多深，抬头看，雷达在前边，回头看，雷达在岸上，这时，心里是踏实的。

为此，感谢老师雷达。

谨序。

文/雷达

我不喜欢雷达这个名字。我是个喜欢耽溺于审美的人，“雷达”给人一种工具化或科技化的，甚至窥探什么的感觉。但是，这由不得我。1943年我出生时，天水新阳镇王家庄雷家巷道里，已经有了雷嗜学、雷愿学、雷进学、雷勤学等一大群人出世，全是“学”字辈，雷字和学字都是固定的，只能动一动中间那个字。于是，母亲采用了我父亲给我起的小名“达僧”中的达字，就有了大名“雷达学”的我。 小镇人哪懂得雷达为何物，到上高中时，忽然有一天大家都开始叫我雷达了，因为他们知道了雷达是什么器物。1978年进入《文艺报》，同事都说干脆叫雷达吧，那个学字有点儿累赘。我听从老大哥们的建议，于今已四十年矣。我曾试图反抗，企图改为默雷，还想着改为春风啊，秋雨啊，夏月啊，冬雷啊。一位相熟的老作家说：你拉倒吧，现在人们知道你已属不易，你一改得从头开始喽。噢，是吗。2014年，《文艺报》邀我开个专栏，我脱口而出说，就叫“雷达观潮”吧。看来似乎我又是认可这个名字的。

这本《雷达观潮》是以我近年来在《文艺报》开设的“雷达观潮”专栏文章为主体的。我力求做到，人虽然老了，思想尽量不老化，甚至要有锋芒；要求自己决不炒冷饭、说套话，要使这些文章密切结合创作实际，提出一些真问题、新问题；诸如现在书中的，“长篇创作中的非审美化表现”“代际划分的误区”“文体与思潮的错位”“乡土中国与城乡中国”“文学与新闻的纠缠与开解”“‘非虚构’的兴起”“今天的阅读遇到了什么”“文学批评的‘过剩’与不足”等等，思想还算活跃，也不失一定的敏锐，有一定的启发性。这自然算不得什么，但在当前“缺少问题”的语境下，能做到这个程度，对我来说，也不容易啊。

这本书还选择了一批典型的作家作品评论以实证之，从汪曾祺、高晓声，到王蒙、铁凝、莫言、张炜，再到张贤亮、浩然，再到“陕西三大家”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再到刘震云、雪漠等，试图通过他们的代表性面目，勾画出一条富于表情的当代文学画廊。

其中选用了几篇80年代的评论文本，因为奇怪的是，今天读来并不过时，反而有一种欢欣与鼓舞的调子。例如，我翻出一篇早期研究汪曾祺的长文《使用语言的风俗画家》，我都有些惊讶，其中对汪老的几篇小说的分析，还有点精彩。现在评说汪老，已成为显学和时尚，没有人认为我跟汪老有何瓜葛，也不认为我有什么见解，但汪老不是这样。80年代初的一次政协礼堂的聚会上，我的文章刚发表不久，汪老主动走过来说，你是雷达同志吧，那时我才三十多岁。汪老还主动送我一幅字加画。当时还有点纳闷，现在想来，汪老真是多情之人哪。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参与者、研究者，我提出过“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才是新时期文学主潮的观点；我最早发现并评述、归纳了“新写实”的思潮；我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命了名；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各个时期审美趋向的宏观辨析和症候分析，还有对当前文学的创作症候之分析，构成本书另一些内容。

这一切都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抱憾的是，许多该做的事没有做，回首平生，我倒真的是贯穿了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批评者，心头涌满了复杂的感受。让这本书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份精神档案存留着吧。

记者：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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