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与柏林——在三毛的文学世界里找自己的影子

或许，有些读者在认识和了解柏林之前，就已在三毛的作品里“遇见”过柏林——就像我们在阅读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后，眼前也会浮现或构建哥廷根的景象一样。虽然西班牙对三毛来说尤为重要，但她的主人公“我”与德国/柏林也有很多的交集，如在其作品《倾城》《西风不识相》和《浪迹天涯话买卖》中。其中，《倾城》在普通读者之间尤其知名，文学艺术性也最高。

“一九六九年我住西柏林。住的是自由大学学生宿舍村里面的一个独立房间。所谓学生村，是由十数幢三层的小楼房，错落的建筑在一个近湖的小树林中。”

有些读者或许对《倾城》里的开场白还有印象。这两句对环境的轻描淡写，给小说第一部分的娓娓叙事定下了相对平稳的基调。从西柏林学生宿舍村这艰苦而又平稳的杯水中，后来才渐渐衍生出了一首急促、悲伤而又绝望的东柏林恋曲。

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学生村

虽然三毛并未指名道姓，但“学生村”、“十数幢三层的小楼房”和“近湖”等关键信息还是让人容易联想到柏林西南部的Schlachtensee学生宿舍村。这座学生村因靠近人气很高、环境秀美的市郊湖泊Schlachtensee而得名。在这里散步、游泳或慢跑，或在旁边草地上野餐、在啤酒园畅饮，是柏林人最喜欢的业余活动之一。

这个学生宿舍村属于柏林自由大学，时任西柏林市长、后来在华沙惊世一跪的维利·勃兰特在1957年10月为其奠基。刚开始的宿舍月租金为60马克，包括电费和床铺等日常用品。和现在一样，“村里”的人员一开始就比较国际化。现在学生村是受保护建筑，禁止大规模修葺或重建，这让学生村的外观仍然大体保留着三毛笔下的模样，否则读者可能也难以按图索骥。

▲柏林自由大学Wir杂志（2012年第二期）对宿舍村历史的报道截图。左图右一为勃兰特，右图为早期“村民”。

这矮矮的、并不起眼的十数幢小楼，谁也不知道，它见证了多少历史，它成全或磨灭了多少情，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匆匆过客。很匆匆的那种。就连住户的合同一般也是短的。物是人非的气质，流淌在这个学生宿舍村的血液里。

而它曾出现在三毛的作品里，自然为中国学生所津津乐道（对于很多中国学生来说，特别是来柏林自由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来说，Schlachtensee宿舍村都是他们第一个落脚点，笔者也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半时光）。很多曾居于此的读者更愿意相信三毛本人在这里住过，这是否属实，难以考证；按照德国规矩，学生村管理处也无法将住户信息提供给第三方。

问题是，三毛就是《倾城》里的“我”吗？很多读者下意识地或者很愿意将其划等号。而研究文学的人此时应该摇头，因为作者和角色之间有一条可以无限窄但也可以无限宽的带隙——不管这个作者是三毛还是歌德。毕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文学都不是美图秀秀之前的原图，各种形式的、不同程度的虚构才是文学创作的本质。笔者不是三毛的读者，但隐约感觉，当读者将角色认定为作者时，那作者就已经有意无意地赢了。

挑战身体极限的德语学习

《倾城》里的“我”是一个刻苦读书的女生，从马德里来到柏林，打算在柏林自由大学读哲学。为此，需先在“歌德语文学院”学德语。“起码我个人大约得钉在书桌前十小时。一天上课加夜读的时间大约在十六、七个钟点以上”，为的就是“啃德文”，“我”在三个月之后拿到了“最优生”的成绩，而且这是在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前提下完成的，更显难能可贵。主人公所体验的苦，估计已经不是现在留学生所会亲身经历的了；她为学德语付出的努力，恐怕也不是现在学生所能付出的——毕竟，“我”的生活中几乎只有德语学习，而头悬梁、锥刺股式的努力对现在的学生来说并不可行。

Schlachtensee学生宿舍村夏天的空气是欢快的，像被快乐的男女精灵点燃了一样。烧烤聚会，放着音乐（比如Owl City和Carly Rae Jepsen的歌曲Good Time），不管是冰镇麦啤还是Summer Wine（后者也是一首著名歌曲），都能让人感觉到这是生活的馈赠。但《倾城》的故事发生在冬日。德国的冬天可以是一个雪花飞舞、圣诞热酒飘香和情侣相拥取暖的童话世界，但也可以枯燥、寒冷、辛苦，让人感觉比整个人生还长——当然，比整个人生还长的或许还有学习德语的过程，至少马克·吐温的看法类似。不过，《倾城》中的“我”却凭借超人的毅力取得了很好的德语成绩，至少在文学虚构的世界里证明了德语并非无法攀登的高峰。

宿舍村的冬日花开无果的双城之恋

三毛还记录了“我”在学生村的一段跨国恋情，对象是后来如愿成了外交官的德国男友。他“不肯将任何一分钟分给爱情的花前月下……有时我已经将一日的功课完全弄通会背，而且每一个音节和语调都正确，朋友就拿经济政治类的报纸栏来叫我看……总而言之，约会也是念书，不许讲一句闲话更不可以笑的……约会也不是每天都可以的，虽然同住一个学生村，要等朋友将他的台灯移到窗口，便是信号——你可以过来一同读书。而他的台灯是夹在书桌上的那种，根本很少移到窗口打讯号”。

“我”寥寥几笔勾勒出的当时和德国男友约会的画面，令读者感到两人之间的紧张气氛。对已依赖现代通讯工具的读者来说，用台灯在窗前释放信号的浪漫想必已变得陌生。而这种夹在书桌上的台灯，现在在Schlachtensee学生村许多宿舍楼里仍很常见。但对当事人来说，这却不是什么浪漫。毕竟，爱情之浪漫经常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和什么人。这是一个“我”生病了也不会来医院看望的男友，他只是打电话给护士转达问候。

“将来你是要做外交官太太的，你这样的德文，够派什么用场？连字都不会写。”在德国“朋友”这种批评和语言胁迫下，深感受辱的“我”想到的是劳燕分飞。两人后来的故事（跟三毛与荷西的故事迥异），读者似乎还可通过三毛其他作品找到一些信息，但这里的“我”并不愿多提，其实也无必要。毕竟，他在《倾城》中更多扮演着另一个男子对照物的角色。

在三毛的《倾城》里，这个学生宿舍村是“我”的安身之处，是寒窗苦读的地方，但它并不是“我”心灵的家。情丝反倒在西柏林的另一侧蔓延。一见钟情、敢爱敢恨的“我”不可思议地坠入了一名东德军官的眼睛里，“很深的眼睛，不知为什么那么深，叫人一下子有落水的无力和悲伤”。

“我”并不知道这个东德军官的来历和姓名，只觉得他像电影《雷恩的女儿》中的军官那样“英俊迫人”。与他的遇见就像一朵没有名字的玫瑰，是那黑白世界里的一点红。这点红虽然只是昙现，最后却渲染了一天地的悲伤，让“我”绝望: “那份疼和空，仍像一把弯刀，一直割、一直割个不停。”

▲《雷恩的女儿》（1970）剧照：因情自杀的军官兰多夫

三毛将主人公在国外的寒窗苦读和爱恨情仇放在了东西柏林对峙的那段历史背景中，放在了那阴云笼罩的分裂的天空下。阻断情丝的并不是当时“我”还和严厉的“德国朋友”在一起，而是柏林的双城状态。

这是一段唯美但又让人绝望的回忆，是个时代虽已久远但仍力透纸背的故事。那样的双城之恋，现在的年轻读者恐怕都不会再经历，只有“我”在学生宿舍村里寒窗苦读的画面，或许还能勾起“留德华”们的一些回忆。至于三毛是否真的在Schlachtensee学生村住过，或许已不再重要——就算岁月流淌、物是人非，在三毛的文学世界里，很多人找的恐怕还是自己的影子。

文：程林（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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