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路7号：见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嬗变

香山路，原名莫利爱路（Rue Molière），是上海法租界“越界筑路”的产物，以法国著名剧作家之名命名，最早辟建是为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的配套设施。1914年，由创办于1902年的中国营业公司（La China Realty Co.）购地建筑完成。法国公园曾经先后建过4道园门，其中第1道园门就是设在莫利爱路上的。也正是因为开发商中国营业公司的关系，“法国公园区域”四周坐落多为欧式住宅，即通常所称的花园洋房。此路绝大大部分花园洋房的建设都在一战期间，早期业主根据1928年的“The China Hong List”的记载，有美国人、英国犹太人以及在法租界身居要职的法国人，但唯独有一位业主的身份、地位与其他邻居皆有不同，他就是29号业主，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

孙中山一生为革命奔波，从来不置恒产，莫利爱路29号这栋两层欧式楼房是他生前唯一一处不动产。根据宋庆龄本人的回忆：“袁世凯死后，同志们为我们租了环龙路63号。”“孙中山当选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在广州建立大本营时，我们放弃了环龙路63号租来的房子。” 1918年，桂、滇各系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被迫去职。政治上失意的他选择回到上海隐居。“加拿大华侨国民党同志们看到孙中山没有固定的住所，就为他买了莫利爱路29号的房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第一次住进这所房子”。孙中山闻讯后本是不肯接受的，经大家反复劝说，并考虑到便于革命工作，他才接受下来。

曾在莫利爱路29号见过孙中山的一位苏联人马特维耶夫·博德雷回忆道：“一张大写字台和上面摆着的东西，说明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具有怎样的思想办法。在几乎顶到天花板的玻璃书橱里，摆着许多书。书背上的字使主人知道全部书籍的名字。大概，他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这里的任何一本书。”可见书房主人对自己藏书的了解程度之深。1918年夏，正当西方国家对年轻的苏俄进行疯狂诽谤和污蔑，把布尔什维克党视为“洪水猛兽”时，孙中山从上海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出了一封贺电，祝贺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电文中写道：“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以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

1919年夏，就是在这所上海孙宅中，厚积薄发之作《实业计划》完稿，孙中山再次旗帜鲜明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乃是他所改变中国的发展目标。

在1920年前后，上海最积极地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中，除了日后成为共产党人的李汉俊等人，中国国民党一派也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其刊物有《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建设》等报刊，代表人物则是戴季陶、沈玄庐、胡汉民、邵力子、朱执信、廖仲恺等。他们都是受了孙中山的领导和影响，为了给三民主义寻找科学依据而表现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姿态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比如陈独秀与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过从甚密，中共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与国民党人张继常相来往。

隐居上海是无法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的。1920年下半年，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被陈炯明的粤军所败，给了他又一次希望。11月25日，孙中山再次离开上海，回粤重组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但此次广州之行，再次以失败告终。一心北伐的孙中山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最终矛盾变得不可调和，1922年6月，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和宋庆龄险些因此而丧命。8月14日，孙中山回到了“家”——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与宋庆龄会合。在经历了生死离别后，孙中山在家中书房为宋庆龄写下了“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的联句。此次回到上海，孙中山并没有表示气馁，而是在寓所中会见了不少来访人士，为继续革命、东山再起而储蓄力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与苏联、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的频繁会谈。

李大钊就是此时来到上海孙宅的，他是受中共中央（杭州南湖会议决定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以“党内合作”方式进行国共合作）委托到此拜访孙中山。两人虽然相差20余岁，见面却有很多共同话题，论及《建国方略》等议题，竟接连几个小时不止，“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李大钊后来《狱中自述》中记述了这次历史性会见：“钊曾亲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中山先生与我等畅谈此问题亘数小时间”。宋庆龄也曾回忆此情景:“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当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向孙中山说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能脱去共产党籍时，孙中山回答到：“这不打紧，你尽管一方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不仅李大钊，在此前后，孙中山还会见了陈独秀、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苏俄代表越飞等人。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双方在数次会谈的基础上，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会谈纪要》，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文献《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虽然未曾使用“三大政策”一词，但却在实践中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注入了他的“旧三民主义”之中，并改组了国民党。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只可惜天不假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北上途中因患癌医治无效，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逝世，终年59岁。

对一个革命政党而言，第一代魅力领袖逝世后的权力继替，往往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难关。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先是在胡汉民与汪精卫之间，继之又有蒋介石，就党魁继承人问题，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权力斗争。在孙中山生前还不敢公开表达反对国共合作意见的国民党右派元老们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另行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派”。最终，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右派发动的反革命屠杀中，走向了解体。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在此居住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重庆等地。194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80周年之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将上海孙宅辟为“国父纪念馆”，宋庆龄接受此建议并搬出，这也标志着此处空间神圣化的最终完成。1961年3月4日故居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这座中国营业公司建筑的普通花园洋房，正是因为孙中山、宋庆龄先生的长期居住而变得与众不同，它见证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嬗变，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处重要历史地标。

作者：徐涛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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